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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天主教天津教区副主教雷鸣远创办了一份声明、地位仅次于《大公报》的《益世报》。当时正值老西开事件发生，《益世报》能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积极报导和热情支持天津人民的反抗斗争，抨击法国的侵略行径，因而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销路因此大增。抗日战争爆发后，《益世报》先后迁到昆明、重庆等地出版。 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和天津教育出版社联合影印出版的《益世报》，日前问世。这不愧为天津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史上的一件盛事，更是向天津建城６００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旧日的天津，是中国的新闻舆论中心。曾几何时，民国的四大报纸《大公报》、《益世报》、《申报》、《民国日报》就有半壁江山落户津门。与《大公报》比肩齐名的《益世报》，作为津门报业的双子星座，在近代新闻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其立论公正、秉笔直书、颇能反映民间疾苦的办报旨趣，自１９１５年筚路蓝缕草创到１９４９年闭馆停刊的三十余年间，成为民国乱世的激越清流。作为言论自由的平台和社会的喉舌，《益世报》留下了许多民国名流的妙手文章和往事钩沉。罗隆基、梁实秋、田汉、钱端升、张秀亚、范长江、张恨水、邓广铭……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与《益世报》紧紧联系在一起。１９２１至１９２２年，远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受《益世报》的邀请，从遥远的欧洲为《益世报》写下了５６篇海外通讯…… 《益世报》之父———雷鸣远 《益世报》创刊于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１０日，创办人是雷鸣远。雷鸣远是比利时籍的天主教传教士，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巴黎修道院做修士。１９００年“庚子之乱”后，大批传教士踏上中国的土地进行宣教活动。在这股宣教大潮中，雷鸣远被比利时教会派到中国传教，足迹遍及大江南北。１９１０年辛亥革命前，他被调至天津担任望海楼教堂神甫。 雷鸣远在恪尽职守的同时，也非常热心参与天津的教育、慈善等公益事业，将传教与文化、教育、社会公益事业结合起来。初到天津，他就在望海楼教堂内创办诚正小学、贞淑女学，招收教内外的子弟入校读书。辛亥革命后，关心中国时政的雷鸣远又创办共和法政研究所，延请专职教师和当时天津的社会名流讲授现代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一时报名者踊跃。１９１５年，雷鸣远联合几位天主教教友，广泛募款，正式创办《益世报》。雷鸣远任董事长，刘浚卿和杨绍清、杜竹萱分任正副总经理。和天津其他各大报刊多将报馆设在租界内不同，《益世报》报馆就在南市荣业大街。 当时，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中，以法国的势力为最大。不过，他对法国传教士的生活作风和宣教方式极为不满。而法国传教士对他办学办报、热心中国事务的举动也是侧目而视。《益世报》创刊后的第二年，法国人想将老西开据为己有，强行派兵把驻守此地的中国警察全部缴械，即历史上著名的“老西开事件”。此举激起了天津各界的反抗。虽身为天主教的传教士，雷鸣远却和中国人站在一起，极力抵制法国人对老西开的侵占，授意《益世报》对天津各界的反抗运动给予连篇报道和大力声援。为此，雷鸣远赢得了天津各界的赞誉，同时也激化了与法国人之间的矛盾。１９１８年，雷鸣远迫于法国传教士的压力，不得不去职离开天津回到比利时。 １９２７年，惜别中国九年之久的雷鸣远返回天津。身为《益世报》的董事长，雷鸣远始终关注着它的发展。长年在华的生活经历和宗教的普世情怀，使他对中国怀着深厚的情感。他在自己的讲演集序言中真挚地写道：“此生此世，献为中国之牺牲”。１９２７年重返天津之后，雷鸣远即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及至１９２８年加入中国国籍之后，他便以中国人自称。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随着日本不断在中国挑起各种事端，日本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雷鸣远所经营的《益世报》，亦开始成为反日的舆论先锋。报馆经常顶住重重压力，发表痛快淋漓的社论或文章。雷鸣远对于这些反日言论，不但未加以阻止，而且还大加鼓励。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长城抗战之时，年逾六十的雷鸣远亲自组织救护队奔赴华北的抗日战场，进行救护工作。救护队行至河北遵化，当有人请雷鸣远讲话时，他说：“你们不要看我的鼻子，我的脸是外国的，我的心是中国的。我们要抗战到底！”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天津《益世报》被迫停刊，雷鸣远也不得不撤到大后方。经过努力，１９３８年《益世报》终于在云南昆明复刊，雷鸣远亲自前往报馆祝贺，并鼓励同仁抗战到底。１９４４年，这位《益世报》创办人，病逝于重庆，终年６９岁。 《益世报》的辉煌与刘氏兄弟 １９１５年，雷鸣远创刊《益世报》之时，天主教徒刘浚卿作为主要助手，出任《益世报》总经理。刘浚卿，蓟县人，民国时期移居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附近，得以结识雷鸣远。刘浚卿干练的办事能力和出色的口才，很快博得雷鸣远的赏识，并且引为知己。雷鸣远所创设的诚正小学、贞淑女学和共和法政研究所，皆由刘浚卿出任校长和所长，雷对刘浚卿的信任可见一斑。《益世报》创刊后，刘浚卿任总经理，全权负责报馆的日常经营活动。除却１９２５年到１９２８年奉系强占报纸的三年之外，他一直担此重任，直到１９３４年去世。在雷鸣远离开天津的九年，刘浚卿更是一人独撑大局。所以时人亦称《益世报》为“刘家报”。 刘浚卿任《益世报》总经理近二十年，先是借广泛的人际关系和出色的管理能力，为《益世报》打开销路。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时，刘浚卿又聘请徐谦担任主笔评论时政，支持学生运动，使《益世报》的社会声誉颇佳，一举奠定了名报的地位。１９２５年奉系势力进入天津，因刘浚卿所主持的《益世报》拥直反奉的政治立场，奉系不仅逮捕了刘浚卿，还强行接收了《益世报》。１９２５年到１９２８年三年间，《益世报》沦为奉系的传声筒，几近关门的境地。１９２８年奉系败退撤出天津之后，刘浚卿重新出山接掌《益世报》。面对报社资金、人才短缺以及同行业竞争激烈等状况，他与雷鸣远商议将《益世报》由独资经营改为容许股本入股的有限公司形式，解决了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尔后，又起用南开大学毕业的族弟刘豁轩担任《益世报》总编辑一职，挽回《益世报》走下坡路的颓势。 刘豁轩与刘浚卿是同村同族的兄弟。１９１９年，刘豁轩考入天津南开初中，后又念完南开高中、南开大学。１９２８年刘豁轩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应兄长刘浚卿之邀，出任《益世报》总编辑。刘豁轩走马上任，很快就显示出超群的办报才华，与兄长刘浚卿一起使《益世报》走出困境。 刘豁轩担任总编辑之后，首先扩充报馆的编辑、记者阵容。他先后盛邀南开大学的同学汪心涛、赵莫野、唐际清等人加盟。这些年轻人虽无新闻工作经验，但是凭着良好的素质和一股干劲，很快就成为《益世报》中坚力量。刘豁轩又在北平、上海等十余座大城市增设特派记者，在河北、山东、辽宁等省的重要市县聘请通讯员，广开新闻来源，在新闻报道方面逐渐具备了竞争能力。经刘豁轩的精心调整、充实，《益世报》再度鹊起于津门报界。 １９３２年，刘浚卿因患病逐渐淡出。《益世报》上下大事小情，实际上皆取决于总编辑刘豁轩的擘画和裁断。１９３４年，刘浚卿去世，雷鸣远通过董事会正式任命刘豁轩兼任总经理一职。这种“兄终弟继”的权力交接方式，保持了《益世报》的办报风格，而刘豁轩出色的办报才华，又使《益世报》更上一层楼。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时局的动荡使刘豁轩敏锐地感觉到社论对于报纸的重要性。为此，他先后以重金聘请罗隆基、钱端升等社会名流为《益世报》社论主撰。罗、钱二人锐利的时政分析，深受读者欢迎。然而，《益世报》也因敢于言论而触怒当局，一度被停刊封杀。身为总经理的刘豁轩，一方面既要保持《益世报》的敢言风格，一方面又要为报纸生存着想，遂不得不适度妥协。 除了注重时论外，刘豁轩对各种副刊也极为看重。为此，他力邀马彦祥主编副刊《语林》，并约请老舍、张恨水等著名作家供稿。当时的文艺界名人如田汉、叶浅予等也都为副刊《别墅》撰稿，使其内容相当丰富充实。此外，《益世报》还在中国报界首创“社会服务版”，其内容包罗万象。既有职业介绍、代人征聘，又有施舍赈济、募集捐款等方方面面。《益世报》对副刊的苦心经营，使它拥有当时副刊中最多的读者。 １９３６年，因《益世报》董事会的不信任和工作的过度疲劳，刘豁轩辞去总经理兼总编辑的职务，转而就任北平燕京大学的新闻系教授。从此，他很少过问《益世报》事务。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天津《益世报》复刊，他再次出任社长兼总编辑。但不久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赴欧美考察新闻事业。１９４６年回国返津。１９４８年离开《益世报》报社，前往上海。 自雷鸣远１９１５年创办《益世报》以来，将《益世报》发扬光大的功劳，刘浚卿、刘豁轩兄弟可谓是不遑多让。 两度出任社论主笔的罗隆基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时局的动荡，促使刘豁轩决心请一位强有力的笔杆子来主持《益世报》的社论，他想到了此时身在上海的罗隆基。罗隆基，字努生，江西安福人。１９２１年，他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英美研习政治学和中国近代史，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归国之后，曾先后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并且主编《新月》杂志。刘豁轩酝酿延请罗隆基出任《益世报》社论主笔之时，罗隆基正因针对“九一八事件”而发表《沈阳事件》一文，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免去大学教授的处罚。接到《益世报》的邀请函后，罗隆基欣然离沪赴津，出任《益世报》社论主笔一职。 刘豁轩给予罗隆基的待遇，今天看来也太优厚了。不仅开出高额月薪５００元，配发专门汽车一辆，而且还允许罗隆基在外兼课兼薪。罗隆基抵达天津就任《益世报》社论主笔后，又接受张伯苓校长的礼聘，在私立南开大学教授政治学。坐着报馆供给的专用汽车，罗隆基穿梭在南开大学与《益世报》之间，左手执教鞭教书育人，右手握如椽大笔写快意文章。刘豁轩不仅在物质上极力满足罗隆基，对于这位“大才子”的一些“无礼”要求，也全都一一照办。譬如，罗隆基写社论选择题目时，从不与报社商议，本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刘豁轩照办；罗隆基写好的社论文章，偶有笔误错字可以校正，其他概不能更改，刘豁轩照办；罗隆基每次到报馆来，几乎很少与人接近，经常是独坐一室看报写稿，写完就走，刘豁轩照办。刘豁轩对这位文笔出众的政论家的一再优容，体现着《益世报》求才若渴的急切心情。 罗隆基就任伊始撰写的第一篇社论就不啻是一枚重磅炸弹。在这篇题为《一国三公僵政局》的文章中，罗隆基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时的国民党三位最高领袖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抨击三人的派系之争误国误民。紧接着，罗隆基又接连在《益世报》上发表了《可以战矣》和《再论对日方针》两篇文章，呼吁武力抗日。自此之后，《益世报》成为武力抗日一派的言论喉舌，诸如《剿共胜利不算光荣》、《攘外即可安内》等重要的社论相继刊出。也正是因为罗隆基能够言别人不敢言的道理，写别人写不出来的文章，《益世报》自聘请罗隆基担纲社论主笔以来，报纸销量大幅上升。当时天津报馆林立，有近７０余家的大小报纸，而《益世报》日销量可达４至５万份之间，罗隆基这个社论主笔请得值。 在报纸销量不断上升的同时，《益世报》也冒着越来越大的风险。由于罗隆基“出言不逊”，致使国民党对《益世报》和罗隆基怀恨在心。为此，天津国民党党部曾经多次出面要求《益世报》撤换社论主笔，刘豁轩顶住压力，以罗隆基聘约未满为由婉言拒绝。国民党当局眼见“文劝”不成，悍然决定以“暗杀”的方式武力除掉罗隆基。１９３３年秋天的一个下午，罗隆基乘报馆专供的汽车前往南开大学上课，行至海光寺路段时，对面驶来一辆敞篷大卡车，四名国民党特务对准罗隆基的汽车，连发十余枪。罗隆基眼见不好，立即卧倒在车座前空隙里，幸免于难。这次暗杀事件后不久，天津国民党党部采取先发制人之策，抢在《益世报》与罗隆基续约之前，“最后一次警告”《益世报》辞退罗隆基。刘豁轩为保证罗隆基的生命安全，也为《益世报》的日后生存考虑，不得不辞退了罗隆基。 罗隆基去职之后，《益世报》的社论主笔一职在很长一段时间空缺。刘豁轩又聘请清华大学教授钱端升任社论主笔，继续发表抗日言论。钱端升虽然行文风格与罗隆基相异，但文章的犀利程度丝毫不逊于罗隆基。不久，钱端升同样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也不得不去职走人。《益世报》的“屡教不改”终于惹怒蒋介石,被迫休刊三个月，后来经过多方通融才得以复刊重新出版。
随着华北局势的日益紧张，宋哲元逐渐控制了北平、天津地区。由于宋本人主张抗日，因此《益世报》抓住这一时机，决定再次聘任罗隆基就任社论主笔。罗隆基也通过朋友的疏通得到宋哲元的谅解，重新上任。再度担任《益世报》社论主笔的罗隆基，依然我行我素，撰文呼吁抗日，批判蒋介石政府。只是这时的蒋介石为应付动荡不安的政局忙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罗隆基和《益世报》的“放肆乱言”。罗隆基的这一次主笔生涯较为长久，一直延续到１９３７年８月天津沦陷、《益世报》停刊。 弹指一挥间：《益世报》渐入尾声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句古语用来形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中国政局，再恰当不过。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偌大个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同样，也容不下一张有正义感的报纸。刘豁轩辞去《益世报》总经理之后，李渡三出任总经理。但不久之后就被雷鸣远驱逐出报馆。生保堂临危受命为《益世报》总经理，不料却被日本特务绑架杀害，《益世报》随即闭馆停刊。 八年抗战胜利之后，《益世报》原创办人雷鸣远已经病殁在重庆。天津《益世报》第一任总经理刘浚卿之子刘益之，奉命从重庆返回天津，重建《益世报》。原《益世报》总编辑兼总经理刘豁轩也被再次邀请出山，担任复刊后的《益世报》社长。刘益之兼任总经理。《益世报》在津门的叫卖声又响了起来。 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５日，天津解放，《益世报》也随之被接管停刊。至此，创办３０年的民国四大报之一的天津《益世报》宣告结束。而刘益之解放后曾经辗转前往新加坡，于１９５２年６月创刊新加坡《益世报》，但因经营条件困难，创刊后４个月随即就停刊了。 从《益世报》１９１５年创刊到如今，春秋悠悠已过九十载。即使距离天津《益世报》的停刊也有半个世纪之久了。那曾经以记载社会生活的时效性著称的《益世报》，如今已经尘封为历史。一切过去的都可以是历史，但有些被记起，有些被忘却，有些被记起后又被忘却，有些被忘却后又被记起。九十载后的今天，《益世报》全套影印本终于得以出版，就当做是对《益世报》九十载的回眸，对与《益世报》有关人物的怀念和对历史的记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