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梅丽莎的儿子出生于2008年，这位母亲单身、失业、无家可归。美国福利制度带给这位急需帮助的母亲一线生机：她将每月收到478美元现金和价值367美元的食品券。另外，还能以131美元的低价租赁一套位于波士顿的两居室公寓。上述福利资助再加上公共医疗，意味着美国纳税人每年为梅丽莎提供33,000美元的援助。 梅丽莎用这些钱去上大学，并获得学士学位。她不想再领取失业救济金了。在被救济的人士中，梅丽莎算是要强的那一类。“我知道的许多受助于福利系统的人，是不愿找工作或接受教育的。”接受救济的生活当然不可能奢侈，但至少算温饱。梅丽莎自己也承认，如果不是她和儿子的现金援助近期届满，她宁愿继续接受救济而不是去麦当劳找一份工作。 工作还是不工作 政策制定者们一直在争论，优渥的福利在何种程度上阻碍了就业。显然，在贫穷国家的情况是，要么工作要么饿死，人们工作时间越长，作为回报得到的粮食越多，或者加工赶出来的产品越多。而在富裕国家，情况就有所不同，先进发达的社会制度不允许任何人过着与“富裕”不相符的穷日子。然而，这种制度是很难设计的，福利国家必须平衡欲望与基本需求。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为贫困者提供援助，让他们在拮据的绝望中看到希望，但也不能提供太多的福利，这会使他们怠惰而不参与社会贡献。 美国上次大规模福利改革发生在1996年，时任总统是比尔·克林顿，国会的主导党派是共和党。1996年的福利制度改革设定了领取现金福利的时限，更严格规定申领救济的条件，迫使那些身强力壮的劳动力出去找工作。改革效果十分显著。领取贫困家庭临时救助（TANF，现金形式的福利，是美国社会救助体系的核心与基础）的人数从1996年的每月1,230万人下降至2012年的每月410万人，此外，单身母亲的就业率大幅上涨。 虽然现在美国的福利比十几年前差了，但对福利滋生懒惰的担心依然存在。共和党人、国会的预算大师保罗·瑞安认为，美国的福利安全网有可能成为“让人产生依赖和自满的温床”。自由主义智囊团卡托研究所最近做了一项研究，以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失业的单身母亲为对象，调查这样的个体在美国不同州可能会得到的七种福利的总和：TANF、食品券、医疗补助、公用事业援助、住房援助、紧急粮食援助以及母婴童计划。结果显示州与州之间差异巨大。同一位母亲，在最多的夏威夷能得到价值49,175美元的福利，在最少的密西西比州则只能得到16,984美元援助。 研究报告的作者迈克尔·坦纳和查尔斯·休斯认为，福利太过慷慨。在美国50个州中，39个州给单身母亲提供的援助多于一名秘书的工资；11个州提供的援助多于第一年工作的教师的薪水。迈克尔·坦纳说，对于许多美国人而言，不工作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持反对意见的人也举出了实例。首先，大多数的人并不能收到全部的应该享受的福利。例如，只有15％的人接受TANF的同时还能收到住房福利。这两项都是占比很大的重要组成部分。迈克尔·坦纳解释，的确如此，因为通常申请福利的人太多，等待的名单太长，往往长期失业的人更有可能申请到。 其次，如果比较工作和福利的回报率，卡托研究所的报告也未能给出最具有说服力的帐单，因为即使受助者已经找到了工作，许多福利依然会不断打入他们的账号。左倾智库预算和政策优先中心（CBPP）的数据显示，在2011年，大约86％的工薪家庭的儿童接受医疗补助；很多父母健康的、有孩子的家庭领取食品券。 乱麻般的福利政策 想要计算每个美国人实际能收到多少福利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系统的复杂程度令人难以置信。卡托研究所的报告包涵了126个联邦政府的反贫困计划，72个为个人提供现金或实物的项目。如果以州为单位调查，涉及到的项目会更多。 美国福利体系的某些部分其实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例如，食品券方案由农业部主管，并不是因为农业与食品之间的逻辑关系，但因为美国国会不久前把食品券归到农业补贴中，这样城市和农村的国会议员才会给对方投赞成票。另外还有不少政策是政治妥协的结果，因此政策的制定本就无理可寻。 1996年的社会福利改革使得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更难申请到失业救济金；另一方面，申请残障认定的美国人的数量快速上升。2013年7月，大约890万残疾人士收到平均每月1,130美元的社会保障信托基金。这一数字从1960年的45万上升到1996年的440万。金融危机之后，许多美国人失去了工作，残障索赔再次飙升。最常见的索赔原因是“肌肉-骨骼问题”和精神问题，比较常见的病症是：背部问题与精神抑郁。 是这些疾病变得更为常见了吗？上述两项疾病都是难以核实的。俄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预算参议员汤姆·科伯恩是位执业医师，他对此表示怀疑。“我们看到很多的情况下，30％或40％的人根本不应该被认定为残障。”“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获得残障补助的人是能够工作的。作为一名医生我收到过100个这样的案例。这就是一个笑话。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换律师，直到最终获得批准。” 事实上，往往很难判断索赔人究竟病得多严重。例如，一位经历了车祸的公交车司机称自己有持久性眩晕，不能继续工作，因此需要领取食品券。申请被驳回后，她抱怨说：“他们总说我的条件不够严重，仅仅是不舒服而已。我要说：‘这事发生在我的身上，你怎么知道到底什么感觉？’”她补充说：“有时我觉得审批者总是让人们感到申请无望，最好大家干脆放弃。” 福利申请与审批都存在不确定性因素，这使美国的福利体系繁复且效率低下。福利国家对居民的责任，是民生的根本；福利也是一把双刃剑，带人们走出贫困的同时也带来了懒惰。究竟应该把有限的福利提供给“最需要的人”还是给“有需要的人”，本身就是一道难题。 好制度一个就够了 所得税抵减制度（EITC）恐怕是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唯一一项能促进就业的福利制度。根据这一制度，低薪工人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税收减免。例如，只要收入能达到9,600美元，有一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将获得每年最多3,250的减免额度。这位母亲的年收入9,600-17,500美元之间时，最高减免额度不变；年收入超过17,500美元，则不能继续享受该政策。
EITC被共和党和民主党双双赞成，也被认为是成功的政策。CBPP估计，EITC和与之相似的儿童税收抵免制度，在2011年让940万美国人摆脱了贫困。EITC的另一个很特别的作用是：为了维持在减免额度之内，低薪人群小心翼翼地不多赚一美元。 越来越多的各式福利政策让问题复杂化。低薪人群增加的同时扩大了这一水平的收入规模，效益正逐步减弱。在2012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分析了福利政策对有一个孩子的单身母亲的影响（宾夕法尼亚州）。当这位母亲的收入超过23,000美元时，她会失去食品券和联邦住房援助；收入超过4,900美元，她会失去TANF。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计算，她的有效边际税率范围能达到17％到95％，计算还不包括医疗补助和其他常见福利。 北欧的福利国家的政策是提供给所有“有需要的人”，而美国的福利体系则希望提供给“最需要的人”。在许多其他较为富裕国家，公共医疗或许不完善，但提供给所有人；在美国，它提供给老年人或者身无分文的人们。因此， 对65岁以下的美国人而言，有一种不合常理的风险是，加薪意味着失去健康保险。奥巴马的医疗改革补贴像滚雪球一样越过越大。从明年起，收入达到贫困水平138％的人都能获得公共医疗，收入达到贫困水平400％的人群将获得健康保险资助。 对于国家的钱应当怎样花，共和党人通常要削减扶贫计划，民主党则要扩大。共和党人希望在食品券上分一杯羹，因此这一部分的支出自2008年以来翻了一番；医疗补助的增加则是奥巴马在预算中硬挤出来的。 很少听到要简化美国福利制度的声音。英国正试图把多种福利制度融为一体，降低准入门槛让任何个人都可能领到。德国失业率下降的原因部分是因为一站式失业、就业服务。即使它的追随者也很难了解它如何运作，美国却仍然坚持运用如此复杂的系统。 一套简单的、鼓励就业的福利体系是符合美国社会利益的。美国人在找到工作时往往自动地停止领取福利。这可能是因为该系统迫使他们必须重新提交申请，而重新申请将是一个冗繁的过程。另外，人们对于能养活自己觉得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