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中国历史上英明的君主和诸侯就善于利用谋士，中国重要的史书对许多谋士进行了褒奖从而使他们名垂千古。是否可以说中国社会有重视谋士的传统，传统的谋士、智囊与智库有何区别？
答：中国历史上确实有重视谋士的传统，但这不是因为萌芽了“智库”意识，而是因为皇帝和诸侯们看到了人才的作用，每一个执政者都几乎会被告诫要“亲贤能，远小人”。可以说，从古代“军师”、“幕僚”等产生开始，几千年以来中国从不缺乏为帝王个人服务的“智囊团”。战国“四公子”甚至号称门客三千。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却是西方的产物。从我个人的标准来看，现代意义的智库应该是一种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的非营利性社会机构，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社会公共属性。这种公共属性与其是否属于官办机构无关，举个简单例子，美国总统奥巴马9月8日针对全美公立学校发表电视讲话，许多学区就能自主决定学校不许直播或录播，因为他们认为公立学校虽是美国国有机构，但也是社会公共机构，所以他们还要对学生aihuau.com和家长负责，不播放有政治宣传的演讲。现代意义的智库与传统的谋士、智囊区别也在于其社会公共属性，它服务于政府、社会以及整个国家，而不是某个执政者个人。就像企业可能是私有的，但一旦注册成为社会盈利组织，就有其社会属性，必须遵循最基本社会规则与道德，而不是完全由法人自己说了算。
二、中国现有的智库存在哪些弊病？欧美国家现有的智库存在哪些优点？中国新的智库建设应学习欧美智库的哪些优点？中国现有的智库能否进行改造？该如何改？您对中国现有智库的“功”与“过”如何评价？
答：中国智库的现状是“朝大野小”，95%是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发展不起来，而官方智库很多沦为“政策宣传者”。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今年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要“加强储备性政策的研究”，“储备性”意味着要跟现行政策有区别，但这是许多沦为“政策宣传者”的官方智库所难做到的。当然，这不完全是官方智库自身的原因，就像国内的大学、科研机构过度行政化一样，研究机构也成为了官场。同时，像西方兰德等智库尽管大部分研究项目与经费来自政府，但如果研究成果糟糕，政府完全可以不买单。而中国官方智库不管有没有成果，有没有项目，政府都要为他们付工资。我认为中国政府必须对官方智库进行改革，当然不是采取西方模式，但就像国企改革强调“政企分开”并按市场规律办事一样，一定要引入竞争机制，按智库本身规律来运作：一是政府对官办智库的支持方式，要从过去为研究人员付工资的方式转变为研究项目付费，研究人员必须通过获得项目、完成项目、并且取得成果来获得收入；二要把官方智库从行政机构中剥离出来，有一定自主权，智库成员不再是公务员或有行政级别，政府作为出资方可设立监督委员会，但智库本身不再受行政机关的直接日常管理，同时不管是否转变为体制外，必须跟其他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在同一平台下竞争，没有项目与收入一样要破产、下岗、重组；三是不但要有官方智库与官方智库的竞争，还要鼓励民间智库发展，并允许与官办智库形成竞争，进而在竞争中提高中国智库的整体水平；四是政府要鼓励形成公平竞争的氛围与智库研究采纳机制，政策研究项目不但应该让民间智库参与竞争，而且标准应为是否能够提供更有效、更可行的方案，是否能对政府和社会带来更大的帮助。
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的背景是什么？她借鉴了欧美智库的哪些方面？她成立五六个月来，取得了哪些成效？
答：我参加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也与其高层有过接触。我认为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在制度上有很多新的突破和创新，尤其是相对官方或半官方的智库来说。尽管他们是由前副总理挂帅，但中国国际交流中心是在民政部注册的，本身并不直接隶属任何行政机构，成员也没有任何行政级别，最高管理机构是其董事会。也就是说具备一定的机构与研究的独立性，这些方面与西方智库很相似，但也兼顾了中国的国情。当然，其董事会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代表也不在少数，资金来源是否主要靠它们值得研究，因为他们虽然不是政府的资金，但也是国有企业的资金，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政府主管企业的资金。所以概括地说，我对中国国际交流中心的评价是积极的，我认为这是个非常良好的开始，今后可能更多是需要网络更多的智库人才和研究出更多的智库产品。我先前还提的把官方智库从行政机构中剥离出来的建议，我还认为这方面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可以成为其他官方智库改革的一个榜样与模式。
四、中国智库建设是否将迎来一个新时代？中国政府对智库建设有何新态度、新认识、新政策？
答：中国智库建设确实即将迎来一个新时代，政府的态度明显也日渐重视。例如国家总理温家宝提出了要“加强储备性政策的研究”，而智库肯定是“储备性政策的研究”中的重要角色，因为是政府之外惟一专业从事政策研究的机构。人大、政协虽然对政策有最直接的影响，但代表、委员们并不是全职的工作者，更不是专业的政策研究者；社会与公民虽然日渐被重视其参政议政的权力，但他们也只能是业余进行，大多数情况下建言献策局限于自己相关领域。也就是说，智库的角色将会不可替代。但为什么最近“智库”才越来越被重视？这不是因为中国以前没有智库，而是因为中国在发展建设中日渐感到缺乏优秀智库带来的损失。英国撒切尔夫人曾经说，你不需要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只能出口玩具、计算机、电视机，而不能出口思想。中国政府重视智库建设，正是要下决心改变这一情况——中国不是只有强大的硬实力，还要有强大的软实力。另外，公民社会的日渐形成，和谐社会、法治社会、社会参政等理论的形成，也是智库发展所需要的人文环境。
五、中国民间智库建设的趋势是什么？他们是否将迎来大发展时期?
答：短时间内是否会迎来大发展是不确定的。因为民间智库发展的相关土壤与环境还不够完善：一是政府的信息公布制度还不够透明完善，非官方智库无法保障信息和数据来源，很难展开深入的研究；二是政策上并没有对智库做好定位，例如智库尽管是众所皆知的非营利组织，但现实是民间智库如果没有找到政府机构挂靠，就必须以盈利为目的企业形式注册；三是政府还没有形成让体制外民间智库参与政府决策与政策研究的常规机制，尤其不涉及国家机密的社会公共政策研究，就应该让民间智库与官方智库竞争，关键是其作为智库的职业能力而非体制内外的背景，如果国家没有采纳民间智库优秀成果的机制，民间智库很难有大发展。最后，中国社会也缺乏保证其独立性的公共基金以及社会捐赠文化。不过，从长期趋势来看，民间智库尤其在社会公共领域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尤其当少数政府部门与社会民众存在一定程度利益“博弈”时，人们会更倾向于寻找具备一定独立性、利益中立、又具备专业素质与道德的智库——也就是民间智库来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
六、如何防止中国智库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答：实际上这是谈智库如何保持一定自主独立性的问题。谈到独立性，目前国内舆论有很多误导，例如美国兰德大部分研究经费来源于美国政府，布鲁金斯为奥巴马政府输送了大批高层官员，有人就因此说西方智库标榜的独立性很虚伪。我们必须要明确，智库的核心是政策研究，怎么可能不跟政府密切打交道？怎么可能没有来自政府的研究经费？独立性指的是机构的独立性与研究的独立性。兰德、布鲁金斯受美国某一行政机关直接管理吗？他们的研究员是政府公务员吗？他们的研究成果很糟糕美国政府一定要支付工资吗？这说明了他们机构的独立性，之所以有大量来自政府的经费，也是因为他们在这个领域的权威与公信力。研究的独立性也可以通过来管理制度上经营与研究的分开来保证。
当然，没有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与智库研究采纳机制的完善，这种独立性可能是表面的。资金来源单一化，就很容易被惟一的“赞助者”“绑架”。另外，也需要有社会捐赠文化来使智库避开“赞助者”的强势，国外很多智库资金来源除了不同客户项目之外，还有很大比例来自社会与个人的捐赠，美国政要与企业家捐赠成立的智库就有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卡特中心、尼克松和平与自由中心等。这也是国外一种捐赠观念：捐一所小学可以帮成百上千个孩子，但捐助政策研究机构完善教育制度则可以帮助每一个孩子。另外，还要形成完善的智库采纳机制，这与智库本身是否属于体制内无关，只有不论官方还是民间智库必须靠项目获得经费，项目获得必须靠公平竞争，由于项目获得是在研究完成之前，公信力和影响力也就变得特别重要，而智库一旦为“特殊利益集团”代言而失去公信力，就会失去自身长期发展的机会，这样才能避免这一问题出现。靠自律是不够的，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国外，智库为政府、政党进行政策研究，往往在议会和竞选中经历过一定程度的民意认证。中国智库如何形成公信力，也一样要有民意认可，只是方式和形式不同。
七、中国智库在民主政治改革中是否将发挥特殊作用？这一作用如何发挥？
答：我前面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智库是政府外惟一专业从事政策研究的机构。人大、政协虽然对政策的影响很直接，但代表、委员们并不是全职的，也不是专业的政策研究者。普通社会公民不是专业人士，在自己专业领域外如何建言献策？提出问题后是否有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智库就有专业能力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更合适的解决方案，所以，智库尤其是具有独立性与利益中立性的智库，对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社会公共政策完善的作用不可替代。另外，中国有着西方无法比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优势，但如果“集中力量”的决策错了，损失也会巨大，所以，智库未来在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这一领域也能发挥特殊的作用。当然，智库因为其职能特点，还能为政府发挥“储备人才”等作用。
八、中国政府应如何利用好外资智库的作用？中国政府对外资在中国建智库是何态度？
答：目前很多美国智库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甚至与中国一些大学联合建立了研究机构，也包括对本土一些智库进行资助。我觉得外资智库的出现，如果他们的研究，他们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对本土智库的资助，包括与本土智库的竞争，只要能够完善中国的公共社会，帮助中国的发展，我们何不抱着开放的态度进行欢迎？当然，这种开放是有限度的，开放不意味着不设防，国家没有机密。我认为目前我国、政府对外资在中国建智库的态度也是如此，整体态度是开放而欢迎的，但开放中有谨慎，我认为这也是值得赞赏的态度。
九、中国智库是否将由“王府堂前燕”纷纷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国智库的高端市场（面向政府）与低端市场（面向社会）将如何切分“蛋糕”？中国的智库建设将如何影响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答：每一家智库必然有自己的定位、发展方向、重点研究领域，没有那一家智库能“无所不知”，也就是说必然会有深入与细分。但是，我不大认可面向政府与面向社会的这种区分，智库不是商业咨询公司，本质上也不是企业，而是非营利性机构，尽管会接受企业、个人的项目，但这跟商业咨询是两回事，目的也要回到如何影响政府和公众政策这一中心点上。同时，面向政府其实也是面向社会，因为公共服务也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相关政策的承受者也必然是社会的个体。
十、您对中国智库的市场前景预测是什么？中国政府是否会对智库的市场进行培育？您对智库市场的培育有何建议？
答：中国智库的发展会与西方有所区别，包括市场方面，因为国情不同。但在目标和意义上会“殊途同归”，无论中国智库还是西方智库，目的都会是为了推动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以及社会公共政策的完善，并且因为其专业性，也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由于中国目前95%的智库是官方智库，并且这些中国思想库所代表的“软实力”与中国综合国力世界有数的地位不相对称，也就是说“软实力”发展大大滞后于“硬实力”。因此，中国政府未来对智库进行一定的培育，包括出台一系列改革的措施，将是必然的。我的建议是，一定要引入竞争机制，按智库本身规律来运作，政府的公共政策出台要进行研究招标，就像当年政府引入世界银行项目都有进行招标一样。当官方智库过于行政化，就只会成为行政机关的延伸——或类似于政府宣传部门，也就无法完成提供“储备性政策”的工作。同时，还要加大鼓励民间智库的发展，在多数领域允许他们与官方智库公平竞争来获得项目与经费，否则，连内部竞争都没有，中国智库是不可能崛起为能与全球顶尖智库竞争的“大国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