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相较于以技术引进为特征的“逆向系统创新”模式，“正向系统创新”的发展模式更有利于规避由于我国人力、土地成本上升带来的资本外流风险，也有利于克服企业因缺乏核心技术而造成的产品升级难以为继的发展困境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大部分发达国家延续低速增长态势，印度、巴西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增长受到冲击。世界经济复苏趋缓，中国经济同样面临考验。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均呈现收缩态势。出口增长率大幅下降，个别月份已跌破1%；投资增长率也从去年的27%降至20%；受到宏观经济形势影响，消费亦有所萎缩。在经历三十余年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进入中速发展期。中国社会各界都需要逐步适应GDP增长率从9.5%-10%到5%-7%的转变。 应对当前形势，解决当下问题，我国要更加注重产业结构调整，更加注重科技创新，更加注重产业生态商业价值的提升，以及更加注重推广企业精细化管理，提高企业发展质量。中央企业作为国家竞争力提升的重要载体，更应积极主动承担行业竞争、产业健康发展、国家竞争力提升三方面责任，实现发展理念从注重“量”的增长到注重“质”的提升，从依靠产能扩充向依靠科技进步的转变，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与第六次科技革命交汇的关键节点，孕育新技术，引领新变革，助力国家战略转型与产业升级。 探索 “正向系统创新”模式 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科技创新与生产制造相互独立，国家出资设立研究机构，专职负责技术研发，技术的产业化则由工业部门负责实现。改革开放后，原有模式弊端凸显，造成我国工业技术水平长期滞后。为推进科技发展，工业部门开始引进外资，成立合资企业，施行“用市场换技术”的赶超战略，但效果不尽如人意。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以下简称：大唐电信集团）创建于1957年，前身为邮电科学研究院，于2001年开始从转制院所向现代高科技企业转制。“十一五”以来，大唐电信集团顺应产业发展规律，坚持自主创新，构建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建立创新对生产的引领机制，探索出一套“正向系统创新”的发展模式，实现了集团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亏损到盈利的巨大转变。 所谓“正向系统创新”，主要是指正向确定技术持续演进发展路线，依靠自主技术积累构建核心技术链，从核心技术、标准等技术链高端环节出发，构建完整产业链，最终形成产业主导权和竞争力的一种创新模式，具有“技术的原创性及高端性”、“创新的协同性”、“产业链完备性”等突出特点。结合大唐电信集团实际，“正向系统创新”意味着实现“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产业化、产业市场化、市场国际化”的发展路径，以国际标准为起点，首抓顶层设计，占据产业链制高点，而后基于自主国际标准，开展系统设备、终端芯片等高端环节产品设计，通过自主或外包生产，为客户提供成套解决方案等服务。 相较于以技术引进为特征的“逆向系统创新”模式，“正向系统创新”的发展模式更有利于规避由于我国人力、土地成本上升带来的资本外流风险，也有利于克服企业因缺乏核心技术而造成的产品升级难以为继的发展困境。 “正向系统创新”的成功需要内外各方面的协同。外部驱动因素包括技术机遇、产业配套、市场空间和政策环境四个方面，内部因素则包括正向研发能力、产业化能力、产业链整合能力、创新人才培养与激励、创新资金投入以及创新文化的营造。大唐电信集团将其总结为正向系统创新要素罗盘（如下图）。 实践“正向系统创新”， 成功推动3G TD-SCDMA产业化和规模商用 历次信息通信业的跨越式发展，都是由重大技术突破所驱动的。18世纪末，蒸汽机的发明，邮轮、火车的出现，使邮件的传递时限大大缩短；19世纪中叶，电磁技术的革新，开创了电报、电话发展的新纪元；20世纪下半叶，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普及，成就了程控交换机的辉煌；21世纪初期，激光技术的发展演进，光纤广泛应用于通信网络，迎来了宽带网络发展时代。 时至今天，全球移动通信标准已历经三代。国际上通常将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模拟蜂窝移动电话、无线寻呼、模拟无绳电话和模拟集群等系统作为第一代移动通信系统，即1G通信；20世纪80年代末开发的数字蜂窝、高速无线寻呼、数字无绳电话和数字集群等系统被称为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即2G通信；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电信联盟（ITU）制定的IMT-2000系列标准进入实质运营阶段，称为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即3G通信。 在这期间，我国的通信产业也实现了“三级跳”：第一代只能全套引进成熟交换机，第二代实现了少数低端移动通信和固定电话的国产化，第三代实现自主创新，打破路径依赖，移动通信设备国产化率大幅提升。1985-1995年，我国主要是发展固定电话，尝试着发展移动电话和光通信；1995-2008年，我国主要通过建立合资企业，发展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相关技术和产品几乎全部来自于国外；2000年，大唐电信集团提出的TD-SCDMA标准成为三大3G无线移动通信国际标准之一；2008年12月，3G TD-SCDMA牌照发放，中国移动于次年1月领取牌照，意味着中国通信产业真正走上了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 TD-SCDMA标准的研发及产业化是大唐电信集团实践“正向系统创新”模式的结果。在3G TD-SCDMA产业发展进程中，大唐电信集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成果：首先，提出了被国际电信联盟（ITU）认可的通信标准；其次，发起成立TD产业联盟，衔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创价值；第三，实现了TD-SCDMA系统设备的产业化；第四，实现了TD-SCDMA芯片设计与制造的国产化；第五，走轻型工业化发展道路。除技术研发与产品开发、系统设备与芯片设计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环节以外，生产制造全部外包。大唐电信集团由此完成了对加工制造环节的剥离，专注于打造高附加值的“中国创造”，确立了行业领先地位。大唐电信集团3G TD-SCDMA标准产业化的成功也意味着中国通信产业的升级，从第一代的全部进口，第二代的合资生产，到如今实现了从标准、技术、核心芯片、成套设备的全部国产化。对于中国企业从“低端制造”向“高端研发”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示范效应。 在坚持“正向系统创新”的过程中，大唐电信集团推动TD-SCDMA产业化并非一帆风顺，困惑与问题总是相伴而行。 首先，技术创新周期不可预测。欧美制定世界通信标准的行业格局，早在爱迪生发明电灯、莫尔斯发明电报之时即已形成。小到插头设计、电压标准，大到基本物理学定律，均由西方人所“垄断”。日本、韩国在经济取得一定成绩后，也曾多次试图打破世界标准的固有格局，但都未能成功。因此，大唐电信集团能否成功提出国际标准，标准又能否成功实现产业化，以及产业化周期的长短，都是不可预测的。 其次，市场与客户具有路径依赖性。现在，家庭PC机的操作系统软件基本为微软的Windows系统，市场已形成用户习惯与依赖。可想而知，中国现若开发出一个替代软件，要打破既往的市场格局是非常难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通信行业的标准领域。 第三，中国通信业亟需树立产业自信。本世纪初TD-SCDMA标准刚被提出之时，国际通信巨头正如日中天，力量对比悬殊的中国企业想占据一席之地，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为了增强产业自信心，大唐电信集团发起成立TD产业联盟，不断增强产业凝聚力，带动本土通信企业群体突破。 第四，创新实现技术追赶难度大。欧美技术标准起步早，发展相对成熟，WCDMA、CDMA2000标准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TD-SCDMA标准要实现技术追赶，完成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第五，作为研究院转制的企业，为了提出国际标准，大唐电信集团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期间经历了企业严重亏损、国家政策支持滞后、人才不断流失的窘境。最后能够成功实现TD-SCDMA的产业化和大规模商用，过程是非常艰苦的。 创新往往意味着对原有既定秩序的破坏。秩序是一种惯性，要打破这种惯性，有人在原有路径上从后追赶，有人开辟新路径追赶。提出3G TD-SCDMA标准，我们是开了一条新路径，如今在探索第四代移动通信产业化之时，我们争取实现“弯道超车”，引领全球通信产业的发展方向。现在的中国，越来越具备“正向系统创新”的条件，中国应该增强自主创新的科技自信。 4G TD-LTE时代 开创“正向系统创新”新未来 TD-SCDMA被确立为国际标准之时，有舆论认为中国的3G通信标准将只是昙花一现。2006年，我到大唐电信集团担任董事长和总裁，主要工作即推动了TD-SCDMA的产业化进程。目前，我国已有34万部在用TD-SCDMA基站，超过了WCDMA和CDMA2000基站数量。截至2013年7月，TD用户已经突破1.4亿，TD-SCDMA成为发展最快的移动通信标准。 2008年TD-SCDMA发牌之时，大唐电信集团已在“正向系统创新”模式下组织第四代移动通信标准的攻关， 2012年1月10日，TD-SCDMA后续演进技术TD-LTE-A被国际电信联盟确立成为两大4G无线移动通信国际标准之一。2012年，4G通信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商用，中国4G商用试验始于2010年，当年，大唐电信集团就初步在南京等六个城市建成了4G TD-LTE试验网。依托TD-SCDMA自主创新和产业化打造形成的完整民族移动通信产业链基础，TD-LTE产业化将更加顺利，也将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第一，4G网络速度将达到3G网络的50倍。我们预测，4G通信有望与2G通信一样，维持较长的生命周期。到2014年，我国4G网络将正式投入使用，4G进入市场的过程将伴随着2G的逐步退出，根据保守估计，2030年前，4G通信将能完全支持移动互联网时代发展。 第二，伴随着新型互联网的发展，“云计算”服务将大幅提升。1G时代，手机只能存储64或128个电话号码；2G时代，解决了发短信和彩信的问题，但网速极低；3G时代，智能机开始普及，但网络速度难以满足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需要，为“窄带互联网时代”；4G时代，将真正实现移动互联，每个客户将享受60-80M带宽，为云计算和大数据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三，政策环境更有益于TD-LTE的发展。3G时代，中国移动采用TD-SCDMA标准，占据3G用户总数的40%以上。4G时代，中国市场有望全面采用TD-LTE标准。在2013年7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宽带中国、信息惠民等举措，旨在全面拉动信息消费，实现未来5年信息消费年均20%的高增长率。TD-LTE产业发展面对难得的政策良机。 第四，4G TD-LTE将获得更多的国际认可。通信产业创新具有开放性，产业发展协同效益显著，TD产业生态系统的规模与效益关乎TD的地位与发展。目前全球已有51家运营商支持TD-LTE标准，有17家已实现商用。随着中国支持TD-LTE产业发展政策明确，将进一步树立国际市场对TD-LTE产业的信心。这将有利于未来的5G 标准竞争，并为未来更长远的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提升奠定基础。 未来，推动4G TD-LTE标准的产业化，对于我国民族通信产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是将进一步打破中国通信产业100多年来对国外技术的路径依赖，加速推进主要移动通信设备的国产化进程，完善我国集成电路和移动通信制造产业链，逐步形成“4G+28纳米”的长周期竞争优势，为中国通信产业和相关产业参与到更高层次、更广领域的国际竞争创造契机。 二是4G TD-LTE高速度、高带宽特征也为我国战略新兴产业和行业信息化创造了广阔发展空间，并为即将到来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据估算，五年后，通信设施总量将达到现在的100倍。 三是4G TD-LTE的产业化同样有益于保障国家信息安全，并将服务于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为开拓我国可持续创新发展模式提供范例。 四是在成功推动3G TD-SCDMA实现产业化和大规模商用后，再推动4G TD-LTE产业化，将增强我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科技自信。
4G时代，大唐电信集团在继续增强完整民族移动通信产业链的同时，将更加注重培育和挖掘产业链价值，实现从产业链到产业价值链的提升。 首先，不断提升关键产业环节的竞争力。打造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专有技术的利基企业，提供最顶尖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 其次，将缩短产业链各环节间的缝隙。目前看来，TD产业链的生产与销售环节间仍存在较大缝隙，未来大唐电信集团将更加注重产品质量，使设计更贴近市场和客户的实际需求。 第三，增强产业链的协同性。加强无线移动通信领域4G与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领域的28纳米工艺之间的协同，4G技术的规模商用将拉动28纳米芯片的生产制造，28纳米芯片则将更好地实现4G高数据吞吐下的功耗优化，这种协同模式完全可以向汽车电子、医疗电子、行业信息化、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延伸和复制。 第四，培育科技金融业务，促进金融与产业的融合与互动。一方面，提高金融对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吸引更多中小企业在移动互联网领域投资、创业。 2013年1月，奥巴马在讲话中提到：“不想看到下一个英特尔或谷歌诞生在中国或者印度”。但实际上，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和科技型企业管理者，我期望并有信心，看到下一个“英特尔”或“谷歌”生长在中国。4G TD-LTE无线移动通信技术将为她们提供核心支撑，成为她们创新创业的基础。这将是大唐电信集团“正向系统创新”模式对我国工业的回馈，我想，这也是作为企业家对行业健康发展、国家经济结构升级和竞争力提升所作出的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