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徐国懋为中国早期著名银行家。1936年任汉口金城银行副经理，1938年在上海金城银行总处办公，兼菲律宾友联投资公司经理，1941年任重庆金城银行经理，1949年任金城银行总经理。此文为徐国懋就其和周作民十多年的接触，并根据周的口述和周在1945年、1946两年日记里所提到事件，阐述周资助范旭东创办永利公司的经过。 范旭东是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创办人。由日本学成归国后，范旭东先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接着在1917年，他又创办了永利制碱公司，是当时国内唯一的大规模碱厂。范旭东筹办碱厂，技术方面得力于他的老友侯德榜，资金方面则得力于周作民的支持。 1921年后，永利直接和金城开户，订立透支10万元的合同，透支数额逐年增加，1924-1925年增加到15万元，1926年超过6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尤其对一个基础尚未巩固的企业来说，金城给予这样大的透支，确实冒着极大的风险。为什么金城对永利肯做这样大数的放款呢？这完全是周作民个人的主张。当时天津金城银行里的同人对这笔放款很有意见，但是周作民坚决贯彻他的主张，面嘱津行照做，责任由他承担。
永利制碱成功后，范旭东又筹办硫酸厂。建厂需要资金大约500万元，他又请周作民大力协助，周作民同意金城大量入股。同时，并愿意对上海方面的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作强有力的介绍。范旭东到了上海，和张嘉璈、陈光甫谈，他们都表示愿意支持。永利制碱公司股本原为200万元，1943年3月改名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股本为550万元，其中金城、上海和中南三家银行承购了200万元。 周作民为什么肯冒这样大的风险协助范旭东呢？据我所知，他们同在日本肄业时，感情很好。周作民认为范旭东具有勇往直前的创业精神，对他所举办的事业具有信心，因此愿意在资金方面予以大量支援。周作民自永利成立日起，即被选为该公司董事长，直到他1955年去世为止。同样，范旭东也一贯支持周作民，当了多年的金城监察人，直到他1945年病逝。 有一次我问过周作民范旭东的为人怎样？他说：“范旭东这个人脾气耿直，平时绝少迁就，对人从不敷衍，自信力很强，事业心很重，也守信用。”周作民每逢谈到永利在困难处境时，他如何排除阻力予以支持，总是津津乐道，认为自己“有眼光，有气魄”。他的日记中记载他于1946年年底在重庆会见蒋介石时，曾特别提到他和永利公司的关系，要蒋介石“继续维护”，可见他也以永利的成功而自重。 周作民一贯是欢喜耍手段的，但是他每逢和范旭东打交道却不如此。范的主观很强，他的事业是从不让别人插手的。周作民虽然担任了一辈子永利的董事长，但对永利的事却从不过问，直到范在重庆病逝后，关于公司的事，永利的负责人才经常和周作民商量，向他请示。 范旭东在抗战中，曾策划胜利后扩展永利硫酸厂的生产。因此，他向美国进出口银行接洽成功一笔1600万美元的借款，但美国方面提出条件，须由中国银行担保。各项条件都已谈妥，回国后，他曾向宋子文提出请中国银行担保，但宋拒绝了他的要求。宋认为所有中国方面向美国的借款，应由他包揽，而范旭东没经过他的手竟然能成功，非常嫉视。因此，范旭东愤恨成疾，于1945年10月4日在重庆抑郁致死。 范旭东逝世的时候，周作民还在上海，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极为悲痛。1945年12月初他到重庆，特地到范旭东柩前行礼，不禁痛哭。他在1945年12月29日的日记里写道：“约侯德榜、范鸿畴、李烛尘、孙学悟、余啸秋五君午餐，听取永利公司一切报告，……欣羡之余，不胜惭愧。此后关于永利事业之进展，自当尽力助之。” 周作民在1946年1月底由重庆乘车到成都，特地路过自流井、五通桥参观永利所办的企业。侯德榜、傅冰之领他参观了碱厂、柚厂、电厂及设计图案各室，他感到规模宏大，具有生气，对范旭东、侯德榜深表钦佩。 链接 民国时期民营银行众多，最著名的是“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金城银行为“北四行之首。 周作民是金城银行的创办人，被视为金融界的“不倒翁”。从1917年金城银行创立之日起到1949年止，他连续担任了金城银行32年的总经理，并且还兼任了十多年的董事长。在这三十多年“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中，金城银行经历了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及敌伪三个时期的统治，在这三个不同的时期，他都能周旋于政、商两界，四方结交，八面玲珑，不断扩大金城银行的业务。 周作民与熊希龄、冯玉祥、徐树铮、梁士诒一见如故；也与南京政府的黄郛、张群、戴笠等关系融洽；他是陈公博、周佛海、土肥原贤二、川本小笠原的座上宾；也与周恩来、潘汉年相谈甚欢。“为什么他在不同环境中能像‘不倒翁’一样呢？”徐国懋说，“一言以蔽之，他有一套应付手法，能运用各种社会关系，找不同的靠山。” 1948年秋季，国民党政权濒临崩溃，通货恶性膨胀，金城银行急剧衰落，周作民疲于应对，更被蒋经国威胁勒索，不得不秘密离沪赴港。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邀请“工商界名人北回”的号召下，周作民于1950年返回大陆，1955年病逝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