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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六十年“商业史”的回顾
改革开放是中国企业产生的基本环境。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生产力首先是“解放”出来的，经济活力首先来自个人和组织受到的各种严格限制的解除（当时流行的说法是“给企业松绑”）。换言之，令人惊叹的增长主要来自资源存量的释放，而不是能力增量的驱动。短缺经济下的经营活动更接近于“捞浮财”，与之相比，“能力构筑型经营”就成为一种高成本低收益行为，在自然选择下被淘汰。
在刚刚萌动的商业环境下，敢于犯规、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就是企业家精神，敢于出格就是创新，从大锅饭到承包就是商业化。办企业的目的和使命是不言而喻的：成为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所谓制造就是以低到不能再低的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生产在质量和数量上勉强够用的产品。凭借特定的时间差和空间差带来的显而易见的比较优势，再加上独特的“人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大量弱势、幼稚的消费者），中国企业就能因陋就简地经营并且不知其“简”和“陋”。
中国企业当前遇到的挑战，是当商业环境趋于“正常化”，驱动企业成长的种种外力消失时，企业突然感受到了自己在资源和能力上的“简”和“陋”。这种挑战从企业建立之初就可能存在，只不过特殊的“天时地利人和”把这种挑战恰到好处地掩盖了，而现在恰好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
这种“水落石出”的还原会自然而然地把我们的视野带回到可见的商业史（建国后30年）的“历史原点”，即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以及之前的30年。当我们进入到这种视野时，我们发现，“正史”（后30年）与“前史”的边界并不是我们最初以为的那样分明。
我们的回顾显然不是怀旧，更不可能是厚此（前30年）薄彼（后30年）。回顾的目的只有一个：回归历史和现实的基本面，并且面向未来。
两种“中国制造”
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中国制造”，是指作为国际经济现象的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崛起，其基本含意是以超低价格为主要竞争优势、既相当发达又相当不发达的制造业。其发达之处在于，全世界的消费者已经无法过一种“离开中国制造的日子”；其不发达之处在于，中国企业的制造能力至今仍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在作为“万业之业”的汽车制造业（这是反映一国制造业真实水平的行业），中国企业aihuau.com仍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自主创新能力还是品牌影响力方面都不具备竞争力。在成套设备制造方面，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企业也是寥若辰星。
如果撇开规模和产能不谈，中国制造业在后30年的能力构筑并没有明显的提高，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退步。建国之初，制造业基础几乎为零，新中国成立的10年之内，就生产出了第一台卡车，第一台乘用车，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块手表。这就是说，从1949年建国开始，就有了“中国制造”，而且在制造业的能力构筑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上海是一个已经具备相当实力并且有一定规模的制造基地。作为当时的中国制造的代表，“上海制造”已经具有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品牌。
“中国制造”当然是与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和“长三角”民营制造企业的大量涌现直接相关。而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制造业蔚成大观相伴随的，是以“上海制造”为代表的旧的“中国制造”的消失。当新的“中国制造”代替旧的“中国制造”的时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胜利。但这种胜利里包含着一种我们至今尚未意识到的代价——它是无形的，但又是巨大的。当“农民工”替代在“工厂社区”中生活和工作的工人、成为制造业的主力军的时候，产品的内涵和品质，甚至组织的内涵和品质也都发生了变化。雇工的临时性大大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大大提高了产品在市场（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但也同时大大降低了产品在市场上（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竞争力。
去除“洋务运动”后遗症
制造强国（无论是欧洲的德国还是亚洲的日本）的产品价值竞争力都与这些国家的企业的用工制度、员工与企业的关系密切相关。善待员工（为员工提供全方位的优厚报酬）、把员工当作企业可以不断优化的资产而不是单纯的成本，让只有在长期的实践中才可能形成的制造工艺和流程的隐性知识得以在企业内积聚、生长，并通过这种积聚和生长来不断强化制造企业的核心能力。如果企业员工的主体是大量没有归属感、在隐性知识上没有延续性的临时雇员，那么制造企业的核心能力是很难培植和积累的，因为大量别人很难模仿、内化在企业的生产流程和工艺中的隐性知识很少或根本没有增加。在没有核心能力和核心人力资本的情况下，企业要维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只能通过不断增加雇员的临时性来降低成本，以价格而不是价值来竞争。这种以对于员工的超低责任（反过来是员工的超低权利）换取的竞争力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和法律上都将遭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当然是不可持续的。最重要的是，企业在产品价值上的创造能力将一直被抑制甚至趋于荒废。
新颁布的劳动法的确有相当多的可争议之处，但它至少可以看作是一种企业不能置之不理的信号。自2004年首度出现“民工荒”之后，这种现象正在成为常态。价格优势的式微、价值优势的缺失、劳动力成本上的“内忧外患”，让中国制造企业陷入到战略性的而非战术性的恐慌和焦虑。中国制造业忽略并过久地拖欠了该支付的成本，而在今天被迫意识到这是一笔巨大的“债务”。挑战之大，可想而知。
中国的工业化是被迫启动的。这种迫不得已的、追赶型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工业化从“洋务运动”就开始了。这种通过“毕其功于一役”的“运动”来赶超西方的思路，在洋务运动之后的100多年间一直延续。尽管历史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来证明这种努力不仅代价巨大而且难以成功，但这种思路已经作为一种定势时不时地影响我们的行为和决策。
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发动这场运动的人在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驱使下，只关注紧迫的事，不关注重要的事，总是从器物、性能、表层绩效去理解竞争者的优势，而忽略表层性能和绩效背后的支持系统和绩效底蕴。速成、速胜的意向让我们没有意愿和能力去营造、构筑决定最终绩效但并不能导致速成、速胜的制度和文化。
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意在“超英赶美”、迅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大跃进”、“大炼钢铁”，还是“四人帮”垮台之后、改革开放之前的“洋跃进”，都能让我们感受到这种历史冲动。在中国开始市场化、商业化进程，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之后，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思路又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种“市场思维”和“商业思维”，实质性地影响企业的经营思维和管理方式。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内部“运动”，有时或许可以实现单个项目的成功，实现单一维度的绩效，但无法建立稳定的、可持续的机制和能力，自然也无法实现整体的、可持续性的效益。“中国制造”今天遭遇困境，仍然与这种洋务运动的思维相关。要想真正脱离价格竞争的泥潭，走向价值竞争，中国企业需要在各个维度付出巨大而长期的努力，“一抓就灵”的法宝是不可能有的。不过，反省轻易抛弃中国在前30年形成的有形和无形的遗产（虽然这份遗产并不算丰厚），重新找回工业制造的精髓，从源头培植商业精神，是一门再也不能省略的功课。
国家与“国家队”
近代以来的三次产业革命都是因技术突破和创新而起，但重大的技术突破并不一定导致重大产业的转型，技术的领先也不一定能够保证产业的领先。导致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信息技术）与航天技术有着紧密的关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前苏联的航天技术都领先于美国（苏联早于美国12年发射了载人宇宙飞船），但苏联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却无所作为，而美国在航天技术上的努力导致了硅谷的诞生（硅谷最初只是美国国家宇航局技术研发部门所在地），进而引发了信息产业革命。
如果单纯从技术上看，中国在信息技术上并不是一个弱国，正如中国在核技术、航天技术上（最具说服力的成果是“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并不是一个弱国。1956年，中共中央就制定了12年的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把原子能、自动控制和计算机技术作为国家未来的科研重点。中国计算机领域杰出的科学家王选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在1966年到1975年完成的。王选认为，如果配套的周边技术设施齐备的话，他的激光照排技术在1960年代末期就推出了，而不用等到1980年代中期。同样，作为联想公司发家之本的联想汉卡技术，也是倪光南在改革开放之前研究出来的。
衡量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标准与奥运比赛是大不一样的，单个人、单个项目的水平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整体的创新能力，就像我们不能单纯从金牌数量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总体运动水平和国民健康水平。关键在于，一个国家有没有这样一种创新的生态系统，这种生态系统能够将单个项目的突破培育成整体上的突破，能够将纯粹的技术发明转化为产业和商业的创新。
我们常常把中国企业竞争力的缺乏归结于中国缺乏技术上的创新。其实中国真正缺乏的是技术创新的释放途径，以及由于企业没有成为创新主体，国家队式的创新与国家创新能力之间出现了脱节。最重要的是，企业如果缺乏超越商业之外的目的和责任，把盈利而不是创新当作企业的目的和使命，在可以速成、速胜的获利、套利机会诱惑下，会不言而喻会选择赚钱，排斥创新。以激光照排技术起家的方正公司，以联想汉卡起家的联想公司，最终都放弃技术创新路线，成为贸易和投资导向的企业，就可以生动地说明这一点。
企业的目的与企业家精神
“企业的目的是什么”听起来像一个多余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企业的目的就是赚钱。但正如德鲁克所说的，把企业的目的界定为盈利与其说是错误的答案，不如说是答非所问。盈利是企业存在的必要条件（就像血液是人体存在的必要条件），但不是企业的目的（就像血液不是人体存在的目的）。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新，即面对新出现和不断变化的需求，提高既有资源的产出，促使社会财富总量和整体福利的增加，而不是简单在社会财富的存量上“分一杯羹”。创新能带来利润，但获得利润（通常被说成是“创造”利润）不一定是创新。
在从经济上的计划体制、道德上的禁欲主义“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我们所要转向的“型”到底是什么，于是我们就对于转型产生了一种粗浅的看法：企业和企业家是完全独立自足的主体。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德鲁克正是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把企业的身份定义为“社会的器官”。称之为“器官”，就是指说它没有自足、自为的目的，它的目的只能按它在“身体”（即社会）中的作用来确定。它不是只对股东负责，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赚钱机器，而是一个同时对股东、员工、客户、合作伙伴、社会、生态环境负有责任的利益主体。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最终目的是让大家共同致富，而不是让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财富。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是从过多的限制转向毫无限制，也不是从不追求效益转向单纯追求效益。市场只是手段，它的功能是增加社会的经济活力，这种自由与活力不能妨碍社会的整体繁荣与和谐，因为人最终是生活在社会中而不是市场中。每个人创立企业的动机各有不同，追求个人财富也许从来都是大多数人创业和经营的基本动机，但在游戏规则下兼顾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是企业持续经营的预设前提。经济的活力如果没有社会价值、公共福利的制衡，这种活力一方面将会引发“人对人是狼”的恶性竞争，导致社会总福利的大幅下降，另一方面，这种恶性竞争将会反过来伤及企业和产业自身（从中国乳业的兴衰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改革开放前，在统购统销之外的交易活动被称为“投机倒把”，是受到严格禁止的（刑法中里有“投机倒把罪”这一罪名）。改革开放后，很多过去认为“投机倒把”的活动被视为正常的商业活动，不再受到禁止。但这并不表明“投机”在市场经济中是受到鼓励的。非白即黑的思维方式让很多人以为投机是商业的本质属性，甚至是企业家精神的一部分。然而对企业家精神来说，诚信和创新都是必不可少的，而投机所缺乏的恰恰是这两点。一个健康的企业必须具备企业家精神（更准确地说是“创业精神”），但企业家精神却不是企业所能涵盖的。我们甚至可以说王进喜具有企业家精神（“铁人精神”），但他们显然不是企业家。同样，任正非在根本没有想过办一家企业之前就具备企业家精神。正如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所指出的，“企业家精神是‘超经济的’，它深刻地影响而且正确地引导经济，而它本身却不是经济的一部分。”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典型的稀缺资源，在企业如此之多的今天仍然如此，可以说，今天并不比在没有企业的那三十年里更不稀缺，甚至可能更稀缺。这就是像华为这样的企业为什么在中国并不多见的原因。中国在下一个30年、下一个60年能否出现一大批世界级企业，有赖于中国能否较多地拥有这种稀缺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