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和张欣讲述:艺术地产的十年之路



 

 

 潘石屹和张欣讲述:艺术地产的十年之路

 

 

 

 

 

 

潘石屹:前卫另类的地产商 永远不做大多数

  有人说潘石屹在艺术界的名气早就超越了地产界,他和夫人张欣独立设计并投资建设的SOHO现代城,成就了许多人的艺术生活方式。而“长城脚下的公社”,更成为当代建筑艺术的收藏品。

  那么潘石屹夫妇是怎样走过这10年的艺术地产之路?他们又是怎样和艺术家合作的?笔者走访了潘石屹和张欣。

  笔者:众所周知,二位是艺术地产方面的开先河人士,1997年10月,北京怀柔的“苏州民居”,1998年,“长城脚下的公社”,迄今整整十个年头了。当年,两位老师是如何想到这样一个主题?

  张欣:十年前,我想在北京的北部山区里为自己盖一座房子。当时,中国几乎还没有世界性的建筑。建筑师只为大的政府机构工作。建筑学院仍然沿袭俄罗斯风格,强调技术。当时张永和(现为麻省理工建筑学院院长和非常建筑工作室主任)刚刚回到中国,但他还什么项目都没做。他和他的夫人当时在一座旧政府大楼里工作,那里有一个长长的走廊。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建筑设计室里摆那么多模型,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那个周末,我开车带他们去那个叫“山雨间”的地方,我并没有想好我要什么样的房子,只是希望它能让我看到外面美丽的景色。他说,“噢,你需要一把伞为你遮阳挡雨。”过了两个星期,他邀请我去看他的设计,于是我们就开始合作。我立刻就爱上了建筑,并且开始学习。

  笔者:在运作的过程中,如何邀请到那么多的艺术家,又如何把他们团结到一起?

  张欣:这是个非常困难的过程。每个项目我们都要考虑五个方案。我们总是努力和最好的建筑师合作,并鼓励他们尽可能地发挥创意。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喜欢你的作品,但不希望你重复自己。”每当我们看到一个精彩的方案,都特别的高兴。

  潘石屹:我们当时在做SOHO现代城艺术馆的时候,所有的细节我们都不介入,都让艾未未定,但是我们有一个要求,我们要求艺术家们换一个创作的媒介(media),什么叫换一个媒介?就是换一种手段。比如一个画家就不要画画,而是来做一个雕塑或者做一个装置。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要求,但我们相信就是这么一个要求,就给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我觉得这个空间是最关键的,提供空间是推动者的起点,有了创作的空间,他自己就会有新的作品,所以在SOHO现代城就产生了丁乙的第一个雕塑作品。

  笔者: “长城脚下的公社”项目,成功在哪里?有没有什么不足?

  潘石屹:来威尼斯我们带来的一个时代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建筑时代,在这个建筑时代有大量的建筑作品产生出来,人们很容易忘记我们今天的大兴土木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我们的工作是北京,是中国十年,二十年之后的面貌,也是我们留给后人的这个时代的精神。每次我登长城就想起秦始皇、成吉思汗这些历史人物。精神可以通过建筑这种屹立不倒的物质延传。我们盖房子的人要有一个历史观,要想象这个东西做出来一百年之后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发展商有责任架起建筑艺术和社会大众之间的桥梁。很多人说好的建筑是不被大众接受的,我们相信所有好的东西都是可以推广到大众中去的,都是可以推广到社会上去的,什么是最有力度的推广方式呢?我想就是商业化。再好的作品只有变成商业产品时才能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否则的话你办一个展览,这展览和我有什么关系?反过来如果我要把我一生的积蓄投入来买房子,这个时候我就关心人们怎么谈这个房子,关心房子的重要性在哪儿,关心房子和建筑的关系,这样建筑艺术和你的生活就发生了亲密的关系,这时人们才会关注到建筑,如果高雅的艺术不能摸,不能用,不能拥有,人们只好附庸风雅地去看看展览,艺术就谈不上它的社会性。事实上是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之下才有了长城脚下的公社。

  

  笔者:当时看来,国内“艺术地产”的状况如何?

  潘石屹:我们请了十二位年轻的、前卫的亚洲建筑师,我觉得双年展对这个也是挺感兴趣的。为什么请年轻的亚洲的建筑师?如果仅仅是为富人建的房子,那我们完全可以请更知名的大师,象西萨(Alvaro Siza),象伊东丰雄(Toyo Ito)都可以请来,为什么要请这些年轻的建筑师呢?而且有些并不是有名的建筑师,甚至有很多人认为他们设计的东西不能用。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们当时考虑的是一种亚洲精神。当这么大量的建筑工程发生在亚洲,我们相信亚洲建筑师当中肯定有天才,而且我们要把他们发掘出来,要鼓励他们,如果不给他们这个机会,就是否定他们,如果找大师来做,我们就是埋没了新兴的人才,是鼓励创造力还是埋没创造力?我相信买名牌的人都不是鼓励创造力,都已经形成名牌了,被人肯定的东西已经不需要我们再来肯定了,没有被人肯定的时候我们来肯定他,这才是一个推动者的作用.第二个推动的作用是它的实验性。一般人们对一个房子的印象,所谓优雅也好,所谓豪华也好,所谓风格也好,都是有一定标准的,在这个标准之下我们再做一个东西,意义不大,只是在重复这个标准而已。我自己觉得创造就是给新标准一个生存的空间,大师、名牌都是既定的标准,我们需要新的标准。反权威,反传统是一种前卫的心态。比如像张永和做的土房子,他想探讨的是什么?是我们直接照搬国外时髦的玻璃幕墙啊,钢筋水泥啊什么的,还是有我们自己的当代精神?所以他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选择了用土墙,而且是农村常见的夯土墙,但做法是现代化的。他是按混凝土的混合配方,再用做混凝土的模板固定,再让工人夯出来。这两堵夯土墙不再是农村见到的土坯房,在新的配方、新的工艺做法下产生了新的视觉效果。当然你可以说它不适合大规模的城市发展,我也不能想象北京、上海满城都盖这种土房子,但你还是要鼓励他的这种创造精神,实验精神。实验本身就是要创造一个新的标准。当时他提出这个方案,我们有些怀疑这堵土墙会不会裂,下雨啊,冲刷啊什么的会不会有影响?后来有人跟我说延庆那边有一段秦长城,干打垒墙垒起来的,几千年了,风化得差不多了,但还存在,我去看了才相信这东西不可能一两天就被雨水冲没了。每一幢房子都能举出这样无数的例子。实验的乐趣也就是这样。

  

  笔者:中国艺术地产发展的最大空间是什么?

  潘石屹:我认为不能仅仅在建筑艺术这个领域里谈未来的建筑是什么,建筑是一个社会的产物,社会的组织形式直接决定人的行为方式,而建筑就是给各种行为修建个场所。由于行为不断变化,建筑形式也不断变化,不同的社会就有不同的建筑。满清时的北京城以皇帝居住的皇宫为中心,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他们的头衔在社会的地位分配街道的宽窄、四合院的大小,所以城市规划和建筑形式方方正正,横平竖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是集体的,生活方式是集体的,你看天安门广场多大,长安街多宽,人民大会堂的礼堂能坐多少人?而西方之所以有巴黎铁塔,是因为工业文明时他们要展示钢铁的力量,纽约的世贸中心则是代表着美国精神。现在,社会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它所有的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

  背景资料

  潘石屹: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联合创始人,成功推广将居住与工作合二为一的SOHO模式。 2007年,当选北京市人大代表并被北京市地税局授予“荣誉纳税人”称号;2006年成为“亚洲企业领袖协会”会员;2005年,被《财富》(中文版)选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25位商界领袖之一;2004年和2006年,被新浪网选为“地产10大影响力人物”;在所有成就中,潘石屹最骄傲的是他与妻子张欣一起创立的“SOHO中国基金会”,旨在通过资助教育而改变贫困地区的学生和家庭的命运。

  张欣:SOHO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联合创始人,毕业于剑桥大学,荣获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会员及“全球年轻领袖”, “亚洲企业领袖协会”会员,及美国“华美协进社”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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