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年所形成的惯性，究竟会把华为带向何方？想知道这个答案的，不只是“英雄惶者”任正非。
2009年7月21日，计世网副总编雍忠玮在一篇名为《华为增速将在何时出现拐角？》的博文中，引用并简略分析了华为2002年以来的销售数据、参考了爱立信及北电等华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历史轨迹、剖析了华为自身面临的三个风险并提及可能出现的“大环境的变化”之后认为，华为快速增长的拐角，应该依次由以下四个原因导致：接班人问题解决之后；EMT团队结构重大洗牌之后；通信市场全面从设备转向业务和服务之后；任老板退而不休、又听不进别人意见之后。
一周后，《IT经理世界》首席记者、《华为的世界》作者之一冀勇庆在FT中文网上发表署名文章《华为第二次极限》认为，即将进入500强俱乐部的华为，很难继续“健步如飞”：“与同时代的联想和海尔相比，虽然华为的发展势头更猛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不会受到万有引力定律的约束：当‘跟随型选手’华为发现前面已经找不到几个领跑者，当华为发现自己的低成本竞争正在逐渐丧失的时候，华为能够摆脱中国企业的宿命吗？”
华为不能停步
但吴春波认为，雍忠玮提出的四个“华为拐角”的原因无一可取。而此前网络上有些人热衷于讨论的“没有任正非的华为会怎样”，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对于过去的华为而言，任正非确实是一个不可否定的因素。但任正非的退休和离去是肯定的，谁都改变不了。”吴春波直言不讳，“华为如果没有管理体系，没有这个大平台，那么老人一旦退休，可能问题会变得非常严重。但对于今天的华为而言，任正非背后的企业战略和管理体系才是最重要的，只要这两个因素健全，华为的文化就一定能够延续。”
“如果突然没有任正非，短期内不会出太大问题，但是长期来看肯定会有影响。”谈及这个话题时，彭剑锋语出谨慎，“我觉得EMT是一个团队，每个人都各有特点，这是一个通过任正非才形成的‘二元结构’条件下的‘九元结构’，九个人的队伍实际上是实现了一个互补性。但是没有任正非的话，华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这个魂。”
“在某种意义上，华为的成功是企业家的成功，从这个角度上看，可以说没有任正非就没有今天的华为。华为从那么小的一个企业，到今天这样，它的源头还是企业家精神。中国的企业，可能未来30年是靠机制，靠组织，但过去30年确确实实就是靠企业家。”彭剑锋说，“到现在，在我所接触的企业家里，任正非还是最‘英雄’，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现在他致力于打造这个组织的机制，这是任正非的使命。他离开以后，华为还能不能持续发展，这是他衡量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如果能在管理体系的建设上进一步优化，我觉得华为完全有能力从优秀走向卓越，用套话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企业。”
在彭剑锋眼里，任正非最大的特点是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大家都说任正非很专制，其实他只是用一种专制的形式去走了一种民主的方式。真像大家说的那么专制、那么霸道，华为能走到今天吗？”彭剑锋认为，“这个家伙”骨子里面非常渴望吸收、整合别人的意见，“所以我用了一个词，他经常‘血洗’别人的知识，把你的知识拿过来，在他血液里面一循环，变成他的血，这是他的特点。”
然而，有了危机意识、自我批判精神和“血洗”的本事的任正非，再加上管理体系合理的华为，就一定能持续今天的辉煌吗？如果出现一个后来者在同样的领域冲击华为，华为怎么办？“这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正确的决策。当遇到危机、遇到拐角的时候，公司高层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性地做出判断。二是及时地反应和应对。因为未来会出现什么、怎么出现，现在都搞不清楚。”吴春波说。
“华为走到今天，已经积累了很多的问题和矛盾。现在他还能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但只要增速一放缓，它过去掩盖的一些内部管理的脆弱很快就会暴露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华为是不能停的，这是它现在面临的很大一个风险。”彭剑锋没有吴春波那么乐观，“此外，金融危机确实使它在国际市场上受到了一些影响，表现为利润率有所下降，市场有所萎缩，这很有可能导致企业的增速下降。从这个角度讲，当前阶段华为也许即将面临一个矛盾的累积点。从任正非自2008年开始陆续发表的讲话中，我认为他已经是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但华为是不是能够迅速调整过来，目前还看不清楚。”
成功可以复制
“华为有很多做法不一定能拿到桌面上来。但是它又是有效的，这就是任正非的实用主义。国外的好多东西统统拿来，他就是模仿、学习，在这个基础上创新。这种模式对于他去追赶和超越别人是一种最好的方式，但你要成为产业领袖，要成为领先级，有时候就会成为障碍。”谈及华为的“跟随型战略”时，彭剑锋分析，“最坏的情况是，你突然发现被你学习的那个人突然一下把你甩得很远，你aihuau.com学不来了。但实际上，除非出现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其他情况下华为不太可能被甩开。但是我想，如果他能够紧跟行业领袖的话，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的技术紧跟你，我的管理也紧跟你，你研究的时候我也在研究，一下被别人甩掉很难的。”
除了技术的革命性升级换代，彭剑锋认为，可能促使华为“不得不革命”的原因是利润率的下降，虽然任正非已经提倡“深淘滩，浅作堰”，但企业的现金流什么时候会受到约束，并不具有完全的可预见性。“什么样的外力能够促使它推动自身的革命？大的危机，财务问题，不改不行，这叫自我革命。基于企业危机必须要自我革命，把跟不上思想的人来一轮新的置换。要么换思想，要么换人。”
“我觉得华为有一点尤其值得肯定：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自己擅长的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基本法》有这个理念，华为也是这么做的。”吴春波说，“我认为，华为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因为他的成功其实很简单：有梦想，并能专注而执著。要学华为就先学这个。别搞投机，别搞多元化，别整天惦记着上市。”
2001年，任正非在内忧外困之时去了日本，回国后发表了著名的《北国之春》，其中提道：“如果华为的增长速度大幅减慢，日本企业的三种过剩（指雇佣过剩、设备过剩和债务过剩）都会在华为出现。没有及早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就会陷于被动。”
(本文节选自《中国经营报》著名记者汪华峰所写的《“英雄”背后的“惶者生存”》载10月12日该报，标题为本人所加）
“高科技企业以往的成功，往往是失败之母，在这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唯有惶者才能生存。”任正非写在《北国之春》结尾时的这句话，也许最能反映他面临“极限”时的心情和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