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的政经周期，影响未来中国经济走向的人口政策、城镇化、贸易、金融战略，将会如何调整？我们需要用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来重启中国改革？在已经来临的新财富时代，个人、企业和国家需要什么样的财富战略？ 围绕这些问题，本刊朱敏总编与少壮派经济学家、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博士展开对话。滕泰从国富到民富的改革原则和路径出发，结合其新书《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的核心观点，分析新供给主义如何重启中国改革，以及个人、企业和国家如何决胜软财富时代。 作为我国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创立者和倡导者，滕泰多次应邀出席国务院各部门及国务院总理召开的专家咨询会，并于 2012年创办了民间智库——万博经济研究院，致力于新供给经济学和软财富战略研究。2012年 11月，他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创新性地从供给端重新定义了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2013年提出了完整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体系。目前新供给经济学派的影响力正在迅速扩大。 由于这场对话的内容丰富，探讨深入，本栏目计划分两到三期刊出该访谈文章。现在您读到的部分为“上篇”。 民富国强才是中国梦 朱敏：您的新书《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站在中国百年繁荣的历史起点，探讨未来十年、三十年、上百年的富民强国之路。书名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划时代巨著《国富论》。您能否结合这本书的主要思想观点以及中国的经济问题，谈谈民富和国富的关系？ 滕泰：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当英国迎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当亚当·斯密出版了划时代的巨作《国富论》，当美国的创立者立志要制定对公众利益最有益的法律和制度时，中国却处于闭关锁国之中，与世界渐行渐远，并在知识、制度、技术等方面严重落后于西方诸国，可以说是国穷民穷。 进入 21世纪后，中国加入了WTO，快速地融入全球化进程，虽然连续多年保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在世界贸易和国际金融体系中始终处在弱势地位，国家财富也面临着贬值和流失风险。 历史告诉我们，“国强民富”不但是一个国家应该追求的基本目标，而且“国强”和“民富”也是互为条件的——只有民富，国家才能持续发展，国家才能强大。反之，如果一个政权对内表现得很强硬，敢于压榨人民；对外却很弱小，不能保卫人民的财富免受公开或隐蔽的洗劫，更不能支持人民去全世界拓展财富，这个国家的衰落也是必然的。 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我看来，国以强为本，民以富为本。国大而不强，或国富而民不富，都不是中国梦。国家富裕不是最终目标，老百姓富裕才是中国梦。我之所以将书名定为《民富论》，就是想强调从国富到民富的改革理念变化。 一方面，“国富民不富，衰落第一步”，民富是基础，这是被越来越普遍认可的观念；另一方面，“民富国不强，财富无保障”。比如，中国历史上的两宋王朝，商品经济虽然发达，民众虽然比较富裕，但是政治软弱，国防松弛，致使两宋王朝频频被异族入侵，民众财富被掠夺，直到最后的王朝覆灭。因此，我们必须要告别大国小民，追求中国民富梦。但在此基础上，也要重视国防力量，在富民的基础上还要实现强国梦。 朱敏：可否将《民富论》的主旨理解为民富国强才是中国梦？那么，在人口、贸易、金融、国防等领域，中国需要怎么的战略，才能实现民富国强的中国梦？ 滕泰：民富国强才是中国梦，我觉得可以这么讲。那么，难在何处呢？ 我觉得，中国梦之难，难在缺乏长期的高瞻远瞩的国家财富战略，尤其是百年以上的经济繁荣增长战略。毫无疑问，维持三五年的短期经济稳定可以靠所谓“五年计划”或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的刺激，而实现十年、三十年的增长就必须靠类似于邓小平或里根主义那样的经济改革。无论是欧洲、日本，还是美国，没有一百年以上的长期增长，根本谈不上国强民富；同样，中国如果不能实现百年以上的经济繁荣，也不足以叫做中国梦。 要实现百年以上的增长，不仅要有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十年以上的改革政策，还要充分利用好不同财富时代的人口、资源、贸易、战争等百年财富源泉，甚至要抓住技术革命和资源大发现所带来的几百年一次的财富大爆炸。《民富论》就是这样一部探讨十年、几十年、上百年财富繁荣之路的著作。我在书中专门章节讨论了人口、贸易、金融、国防战略的一般规律，并提出中国未来应该需要什么样的战略。 朱敏：早在两三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但是，按照您关于民富国强的尺度，我们的人民富有了吗，我们的国家强大了吗？ 朱敏：早在两三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但是，按照您关于民富国强的尺度，我们的人民富有了吗，我们的国家强大了吗？ 滕泰：历史是一面双面镜，一面可以照到遥远的过去，另一面也能隐隐约约照出未来： IMF公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我国 GDP总量 2012年达到 82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二，但是我国的人均 GDP只有约 5400美元，仅排名全球第 93位，而人均中国梦 收入排名更低，为第 127位。而在5400美元的 GDP人均数字之下，也隐藏着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隐忧。 有关研究表明， 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为 0 .474，在有统计的 136个国家中排名第 108位。以省为单位统计的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值约为 2 .1万元，仅相当于排名第一的上海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从家庭财富分布的角度上看，也遵循着显著的“二八现象”。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我国10%收入最高的家庭收入占整个社会总收入的57%。 动态分析来看，2005~2012年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 105万亿元增至 246万亿元，复合增速13%，同期全国财政收入从 316万亿攀升至 1172万亿，复合增速高达219%，远高于名义 GDP增速，政府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提升。 除了财政收入增速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速，中国国有资产的扩张也远远大过民营资产。截至 2011年底，全国共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 1447万户，资产总额 85 .37万亿元，所有者权益29.17万亿元，分别是 2003年的 43倍和 35倍，销售收入年均增速约17%，高于经济整体增长速度。 显然，如果继续按着上述趋势演变，让国家财政和国有资产过快膨胀，国家资本积压民营资本，政府权力侵占国民福利，不但经济增长会逐步放缓，而且社会矛盾将会越来越尖锐甚至激化，国家实力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我提出了从国富到民富的一系列改革原则和路径，呼吁决策层站在百年繁荣的历史起点上，以民富为理念，用新供给主义经济学重启中国改革。 社会财富应向私有部门倾斜 朱敏：民富思想，或者说“藏富于民 ”，古人早已有所论及。比如您在书中提到的先秦思想家荀子所说“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以及西晋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所说：“财经民生，强赖民力，戚恃民势，福由民殖。”那么，在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改革涉入深水区的今天，如何才能打破“国富民不富”的历史惯性？ 滕泰：要打破“国富民不富 ”的历史惯性，首先要从理论上弄清楚两个问题。一个是公有财富，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好？二是为什么社会财富应该向私有部门倾斜 ? 在农业生态财富时代，政府几乎完全没有生产管理的职能，所占有的公共财政只服务于国家安全和官僚机构的需要，偶尔在兴修水利设施等方面有少量的作为——这样的经济形态中，公有财富占社会财富的比例越高，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越低，从而制约财富总量的增长。在工业硬财富时代早期，国家公共财政主要定位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因此公有财富同样主要体现在一些必要的公益设施等方面，其占社会财富总量的比例也比较低。 朱敏：可以说，在生态财富时代和硬财富时代，“私有财富是主，公有财富是仆 ”，一点也不过分。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公有财富开始“反仆为主”呢？ 滕泰： 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尤其是二战以后，各国公有财富的总额迅速上升。我在《民富论》中，将世界各国公有财富上升分为欧洲国家、美国、前苏联三种模式。但透过上述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公有财富和私人财富使用效率对比很容易发现，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的源动力大部分来自私人部门。个别存在一定外部性的产业部门如果以社会公共投资的方式起步对于提高财富创造的效率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如果某产业长期维持公有制的运行体制，最终必然会带来官僚化和运营效率的降低。因此， 20世纪 80年代初期的欧洲（尤其是英国）兴起了大规模的企业私有化浪潮， 80年代后期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亦纷纷将社会公有财富全面私有化， 90年代中国开始通过“抓大放小 ”、改制上市等多种手段逐步实现大部分非竞争性领域的公有财富股权多元化。 从实际效果上看，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私有化改革远远比不上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国民收入的多半部分进入了政府部门手中，居民和企业所能获取的份额只有 25%左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经济的协调发展，通过执行增量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引入私人部门的竞争，迫使国有企业提高经济效益； 90年代以后又通过股份制改造逐渐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与发展，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中国的社会财富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消费性财产是改革前的数倍，而且居民部门的经营性财产也具备了很大的规模。然而，最近十年来，随着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不断增加，国进民退的趋势似乎又卷土重来，大有反仆为主之势。 此时，我们有必要重新温习一下上述历史，尤其是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历史和前苏联的历史都验证过的定律：公有财富，尤其是消费性政府财政的过度扩大会极大地影响财富的增长，当政府占有的公有财富扩张到一定程度，以至居民的消费和私人投资都被挤占之时，财富增长必然会降低到一个极低的水平。 朱敏：那么，从社会福利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社会财富是否应该向私有部门倾斜呢？ 滕泰：政府和公共管理机构存在的本质意义是为人民服务，同理，公有财富和国有资产也应该是私有财富的公仆。如果公有财富存在的意义不是为居民创造福利，就会从本质上沦为官僚的私产。 从终极消费的意义上讲，社会财富也应该更多地向私人部门倾斜，因为大部分居民需求和欲望的满足还是要通过个人的消费行为来实现的。 就财富创造的效率而言，私人部门投资除了在形成规模经济上逊于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之外，大部分情况下私人企业运作的效率会高于公共企业。 我们万博经济研究院的研究表明，如果扣除垄断利益的贡献，我国国有经济盈利能力要远远落后于私营经济。这反映出国有经济部门天生的激励机制缺失所导致的生产经营效率较低、以规模而非利润为导向等问题。 除了运营效率低下，很多国家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虽然名义上是公有财富、国家财富、集体财富，但是绝大部分这类财富都在被形形色色的个人所支配，根本不是什么全民所有。 反之，私人产权本质上也是社会的产权，因为通俗地讲，不管一个人拥有的企业资产价值几千万元、数亿元还是几百亿、上千亿元，他作为产权所有人所能够行使的也不过是资产的支配权，从“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意义上讲，任何超越消费能力的私有财富，终极意义上都是社会的财富。 所以，尽管在不同国家、不同经济体制和文化背景下，公有财富和私人财富的比例可以有所不同并尽量互相补充、各自发挥优势、协尽量互相补充、各自发挥优势、协服务的主仆关系还是不能颠倒，更不能让大量的社会财富以所谓公有财富的名义沦为被少数个人掌握的低效率工具。 走出产权改革的陷阱 朱敏：改变财富结构，实现从国富到民富的变革，绕不开产权结构的调整。那么，什么样的产权结构才有利于中国公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滕泰：我们首先要重温那些不可长期违背的财产权法则。 回顾财富的进化史可以发现，早期的人类财产所有权多为自然财产权，即首先发现、占有、使用的人即拥有对财富本身的所有权。在人即拥有对财富本身的所有权。在实的人就自然成为它的主人；在农业生态财富时代初期，寻找无主的耕地进行种植或者找到适合开垦的荒地进行开垦者，即拥有那块土地的所有权；在牧业时代，首先发现并使用牧场的牧民就是这片牧场的主人；甚至在发现新大陆之后大批迁徙来的欧洲人，以及稍后西进开垦荒地的美国人，都是按照自然财产权的原则取得土地以及相关财富的所有权的…… 自然财产权形成的基本背景是财富对象并不稀缺，一旦果实、猎物、土地、牧场逐渐变得稀缺，自然财产权就会受到暴力和强权的挑战。人与人的“种内斗争”主要就是从财富所有权开始的。在斗争中胜出的个人或群体成为财富的主人，弱小的失败者则被迫妥协、让出大部分所有权，或者丧失所有对原有资源的支配权、另谋生路，甚至连自身的支配权也失去、沦为强者的奴隶。 当人类“种内斗争”主导的暴力和强权分配逐渐形成动态均势，市场交易、财产继承、国家分配等和平的财产权转移方式逐渐成为主流，社会契约论才成为确定财产归属的主流解释。 显然，“上帝”只是把世界交给人类共享，却没有向人类说明应当如何共享这个世界。因此人类只有靠自己的暴力、暴力的均衡以及判断暴力强度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智慧来解决财富所有权的问题。任何财富分配原则，无论是公有的、私有的，天赋的、还是劳动创造的——如果不能维持暴力的均衡存在的法则，最终都必须被改变。 而社会契约的主要作用不是去改变或对抗强权暴力的均衡，而只是通过平缓的产权约束，平滑并减少暴力的冲突、维持暴力的均衡。产权改革也一样，成功的产权改革不是违背产权背后的利益对抗、引发暴力冲突，而是必须顺应产权改革背后的力量，确保不引发任何暴力冲突，并在此基础上谨慎地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寻找平衡。 如今，中国又到了讨论产权改革的年代，尤其是城乡土地制度的产权改革，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最应该避免的就是把已经形成的多层次产权合并为单一层次的完全所有权，然后依靠政治权力的大规模再分配——多元、多样化的市场化改革和市场化交易永远是最好的选择。 朱敏：但正如您在书中所说，“如果瓜分他人财富天经地义，谁还会去创造财富？”我们总是把产权结构视为分配机制，这是否仍然是我们今天推进产权改革的陷阱？ 滕泰：是的。为了促进平等所需要的产权结构，与为了促进效用最大化所需要的产权结构，以及为了促进财富增值的产权结构，不仅是完全不同的，有时候甚至是完全反向的。 值得警惕的是，任何国家的财富在社会各阶层分配上的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个国家的财富增长速度就会显著放缓。尤其是当少数人的奢侈品需求挤占广大财富创造者的基本需求时，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必然放缓。 因此，为了避免因为社会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的社会整体财富增长放缓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避免通过政治或军事等强权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暴力的再分配，一个国家必须建立适当的税收调节、转移支付、捐赠、公共福利等财富调节机制，使财富从那些财产权上占有优势的社会群体，向在财产权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适当转移；而尽可能地丰富财产权的层次，至少可以提供更多的矛盾化解方案。 同时，计划经济在实践上的失败告诉我们，鉴于财富的“增长指向”和“平等指向”的矛盾，人类也不应该通过生产资料的平均占有来解决上述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因为这会极大地延缓财富的创造过程——也就是说追求财富增长的过程和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必须分开。 在设计生产资料公有制时，作为经济学家的卡尔·马克思首先假设人是喜欢劳动的。但事实上，无论在人类历史的哪个阶段，这一假设都不是完全正确的。直观观察表明，人类更喜欢闲暇，喜欢享受生命胜于喜欢劳动。如果相同的劳动时间能够换来更多的财富和效用，那么肯定有一部分人会减少劳动而用节省的时间去享受闲暇——因此，把生产资料给穷人，其结果反而延缓了人类财富的增加。 所以，决不能把国家的财产权结构视为分配机制，国家财产权结构应该指向经济和财富的增长，尽管它别无选择地指向经济上的不平等；同时，经济上的平等应该通过另外一套适度的福利机制来进行纠正。 朱敏：您能否展望一下中国产权改革的前景？ 滕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国企改革将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如何避免重蹈前苏联的覆辙，防止国有企业资产和国民财富被不公平地“私有化 ”，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是这一轮深化国企改革需要妥善解决的重大课题。 与此同时，在目前我国政治、法律和文化环境下，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力度不足，也造成了部分企业家缺乏财产安全感，甚至采取移民等措施向海外转移财产。 产权关系的不成熟导致了中国近代产权改革的多次反复，深陷“产权改革陷阱”，其影响包括：强化了传统文化中对既定产权的不尊重因素；造成了近代中国产权关系的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至今；虽然某一次的产权改革可能适应了当时情况，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对几十年不断变来变去的产权改革作个整体评价，它无疑是生产力平稳发展的障碍；留给当前中国一个产权迷宫，成为当前经济改革的头号难题，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富民不富，富者缺乏财产安全保障； 产权软约束，财富扩张动力不足。 改革如何突破既得利益阻挠 朱敏：我们知道，任何制度一旦形成就会对经济和财富创造产生影响，而且先前的选择会影响后面的选择，旧的制度安排很可能会成为新制度的推行成本，已有的技术 沉淀会影响新的技术的开发，既有的利益安排也会影响新的利益格局的出现。
滕泰：既得利益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曾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建成中国现代工业体系立功并受益的传统官僚，以及各级单位的大小领导也一度是 20世纪80年代中国推行市场经济的阻挠者；而最近几年迅速扩张的国有资产部门领导，在基础设施投资中付出了心血的地方官员，以及辛苦工作在学校、医院等各垄断部门的受益者，既是前一时期的有功之士，也是现在那些低效率运行的部门的既得利 益者和未来潜在的改革阻挠者。 但是，一种体制如果持续对于 要素生产力、人类财富创造能力产生严重的抑制，它最终必然被突破，而且这种突破和制度变革常常会引 发财富的爆炸效应。比如，由于人民公社制度对农业生产力的长期抑制， 70年代末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就导致同样耕地面积和技术条件下的农业产量迅速增加，粮食产量飞速增长，在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内把困扰中国数百年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 然而，在任何一次新的制度突破之前，一定会遇到利益集团的阻挠，因为它们是长期稳定不变的制度下的必然产物。改革的顺利推进，首先要让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共同的长期利益妥协并支持改革，因为如果改革成功，它们也将最终受益。 朱敏：能否举例谈谈这个问题？ 滕泰：比如，20世纪 80年代的改革曾经让很多习惯于计划体制的官员不适应——或者权威受 损，或者短期利益受损，但是由于改革的成果是中国经济的繁荣稳定发展，几乎所有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走到市场经济的官员、老厂长、村级支部书记等曾经的保守派都成为改革的受益者；相反，改革起步较晚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则因为后来的革命而使所有保守派和曾经的保守派成为体制的牺牲者。再比如，清末的保守派，虽然他们短期成功地阻挠了改革派，但是之后清朝的灭亡却让他们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 总之，只要是正确的改革，最终一定会促进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因此即使短期既得利益集团相对受损，长期来看也会最终受益。尽管如此，由于并不是所有的既得利益集团都会从社会总体福利增加或长期的财富增长出发来考虑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就有必要对既得利益集团作出适当的利益补偿安排。 事实上在任何一次改革中，利益受损者的感受都要比改革受益者的心理感受更加深刻。从心理学上讲，在一个房间打麻将的人，赢了100元钱的人所得到的心理愉悦，一般抵不上输掉 100元那个人的心理沮丧程度。同样的道理，假定短期的改革是零和博弈，那么在制度变化中受损的一方的心理感受，要大于在改革中受益一方的心理感受。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改革启动时，受损者会激烈反抗，而很多受益者却默不作声，结果改革的主导者就会面临着更多反对的压力，并最终造成改革失败。 除了平衡改革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利益，并对受损者做出适当安排之外，成功的改革还应在当前适当预支未来潜在的改革利益，并适当借助于内部的潜在危机、有识之士的舆论引导、领导者的权威、甚至外部的力量。 朱敏：除了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改革是否还会受到各种保守思想约束和旧价值观的阻挠和影响？ 滕泰：是的，一般而言，保守思想和旧价值观不仅是维护既得利益团的利益，而且是几十年、几百年长期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产物。一旦这些东西深入到人们的灵魂，触动这些灵魂反而比触动利益更难！ 朱敏：您认为重启改革的话，哪些保守的思想和观念需要突破？ 滕泰：首先需要突破的是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靠计划经济思想主导社会经济。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全部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产品价格的制定以及企业利润的分配均由中央计划统筹安排，对于作为生产者的个人缺乏最基本的激励机制，个体的收入水平绝对平均化。与计划经济体制配套的价值观包括劳动价值理论、资本家剥削理论、资本市场是虚拟经济的相关批判理论、通过政治教育、思想宣传以维持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的宣传体系。 如今，虽然搞了多年市场经济，我们的决策者仍然是满脑子计划经济思想！比如，有多少决策者仍然坚信所谓劳动价值论？有多少决策者从内心深处仍然教条主义地认为国有企业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有多少中央决策文件还把资本市场叫作什么“虚拟经济 ”（如同几十年前把商业叫作投机倒把一样滑稽）？有多少决策者认为投机是不应该支持的，而投资是应该支持的？有多少宣传机器还在宣传与几十年前的老计划经济体制配套的奉献精神？ 朱敏：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势必要破除这些保守思想和旧价值观。但破除计划经济思想的误导，很多人有误以为是要回到农业生态财富时代的价值观——儒家思想或其他被冠名为集 “国学”的任何一种产生于农业时代的社会价值观和保守思想。 滕泰：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理论，应该是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而与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也必然是与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相关的法治思想和相关伦理。如果实在不愿意从“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 ”时代的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提出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思想中寻找法治思想的基本元素，中国文化中也存在一定的“法治 ” 思想基因：早在先秦诸子时代，法家思想即因“以法治国”的主张而闻名。法家认为“好利恶害”、“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主张以利益为诱导、以法律为准绳规范社会主体的行为，积极治理国家。法家思想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锐意改革，反对保守复古思想，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明确地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子则提出 “时移而治不易者乱”。 结合当前中国社会价值观缺失的现状，中国有必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制思想与近代西方市场经济的法治思想相结合，大力提倡尊重个人权利、遵守社会规则，培育诚信精神、契约精神，推动社会道德文化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总之，在享受了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中国不仅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而且在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维稳成本不断提高的困境面前，进一步的全面改革已经不可回避。 然而，不破除上述落后理论和保守思想的影响，改革共识就无法形成！此时，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改革力量，在与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外部，甚至体制外部的激进力量“赛跑”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占据先机，那么之前郁积的社会矛盾可能以破坏性的方式爆发出来。为了避免后者可能造成的巨大福利损失和破坏，必须尽快对那些稳定了多年，已经僵化了的各项经济制度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