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来源： 2009年10月12日 新浪财经
陈丕宏：大家好，虽然目前我们在全球经济危机之中，但是多年来的全球化的风潮会继续不断地向前推展。在全球化的下一波的竞争中，无疑人才的取得以及人才的推广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性的指标。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智库——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以及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王先生来到我们棚里，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智库
王辉耀：谢谢陈总，很高兴做客您主持的节目，很特别。
您提到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确实现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的人才、国际化人才也是特别需求。我是1994年回来，但是在两边跑很多。特别是2000年以后，我介入了欧美同学会的工作，欧美同学会现在有96年的历史，当年是胡适、蔡元培、詹天佑、顾维钧。
陈丕宏：五四的健将。
王辉耀：这些都是五四的健将，这批人是文化运动的旗手创办的，历史非常永久。现在它也在转型，开始吸引很多新的人才，目前在北京地区有14000多、将近15000名会员，全国大概有5万人左右，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我在欧美同学会一个是兼任副会长，也兼任商会的会长，我们有一个2005委员会，做创始的理事长。
干了这么多年人才，包括跟留学人才、国务院人才打交道，中国现在的硬件已经非常完善，可能更重要的就是要注重我们软实力的打造，所以我们就萌发了建立一个智库，最近几年我们一个是新开始建立了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最近几年我们又建立了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就是希望想在中国和全球化之间，包括中国和海外之间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桥梁、一个纽带，能够将国内的这些比较好的想法或者国内一些好的建议，给有关决策部门包括有关的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来提供，起到一个转换器的作用。北美是110伏，中国是220伏，中间需要一个转换器，我们来做这个转换器，这是我们目前做的很多事情。比如我们发布一些年度报告，我们做一些圆桌论坛，我们还做一些项目的研究。包括给国家提出人才的计划，参与人才研究的工作，包括最近中国政府推出的千人计划，我们都在里边有所参与，这是今后国家和社会可能更需要的。
陈丕宏：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大人口大国，你觉得人才在国际舞台里面会有哪些特别我们需要加以研究或者是加以改善的地方？
王辉耀：您提的这个话题非常好，就是人才的重要性，中国虽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但我们还不是一个人才强国。我们虽然有13亿、14亿人口，但是高精尖的人才还不是很多。中国虽然也有很多大学生，但是大学生的比例和海外比，占总人口的比还是很小的。另外像麦肯锡的研究，中国现在比如说毕业的学工程的学生大概只有10%能够胜任国际化人才的需求，这个比例还是很低的。还有一项报告提出，中国在今后的5—10年需要大概7.5万名国际化的企业型的人才，但目前市场上大概只有5千左右，非常稀缺。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改革开放30年，很多海外企业到中国来发展，这只是一个单向的开放，今后30年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我们需要大量的企业到海外去，走出去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人才。如果没有人才走出去，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是一个不现实的想法。
陈丕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是把市场打开，让很多新的技术、经验进到中国来，包括反过来我们能够制造出来很好的产品、很低廉的成本。可是那是第一个阶段。下一个30年阶段可能是我们自己要走出去，以我们自己生产的知识产权和技术，推销到世界其它地方去。所以，我们需要的人才实际上原来是很多人到外面留学，现在是怎么吸引更多人才到我们国家。
王辉耀：特别是您说的这个情况，金融危机的情况已经很凸现了。比如以前我们都是廉价劳动力，我们只挣一个很低廉的价值链的低端，高端的像营销、品牌、设计、零售，包括海外保险等等，这些都是在外面，都由外面的国际化人才操作。你到珠三角、长三角很多企业去看，这个企业里找不到一个懂英语的人，比如外商拿着定单来。
陈丕宏：价值链最下面。
王辉耀：对，价值链最下面，比如芭比娃娃我们可能只挣10几每分，卖到美国是十几美元。一条牛仔裤我们挣2个美元，但是在美国卖50美金。但是中国现在不能把污染带来，所以需要爬升价格链。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大批各行各业的国际化人才。像您说的确实现在中国的人才不是没有，改革开放30年，我们现在累积出国的人已经达到150万人，但是目前还有100万人是在海外，其中有大量的高精尖的人才，所以用好这批人才非常重要。实际上我们看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70%的外资是由海外华人引进的，对中国的前30年改革开放有非常大的作用。今后中国企业要想到海外发展，走出去，可能在海外的华人、留学生还会起到同样重要的作用。
陈丕宏：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和分析？国内有没有什么可以建议，您研究出来需要在比较本质上做一些改革的地方？
王辉耀：这个方面确实比较多。比如说我感觉我们现在吸引海归回国政策，现在海归回来就业最好的发展方向是创业，因为这一块限制比较少，政府也鼓励。另外，他跟国际接轨比较快，比如风险投资加入，比如说在硅谷像华渊协会，他们的各任会长都回来了，都创业，都非常成功。这一块可能主力就比较少。加上中国经济发展。所以，这一块相对来讲发展比较好。
陈丕宏：问题不大。
王辉耀：问题不大。另外一块是外商，跨国公司500强，像张亚勤、李开复，这些海归都是有用武之地。但是现在比较薄弱的几个方面，一个是科技教育部门，特别是大学里边人才是不够的，虽然有一些回来，但是可能位置上各方面还有一定的改进比如说现在体制内很多回来很难发展，还有一块是公务员体系，政府部门海归介入也不太够。比如我前几年看到一个广告，专门招海外留学人员，北京市有一个招聘副厅级的干部，结果第二天好多海归闻讯报名。结果几天下来追踪报道，说没有招到一个海归，因为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大家没注意到，“必须要有一年以上处级经验，十年以上副处级经验”，指的是这个体制内的级别，很多海归回来可能在IBM当过经理，摩托罗拉做过总监，没有当过国内政府部门或者大学里边的处长，不合格。像这种观念上的瓶颈还存在，这是去政府部门。
包括去国资委、国有大中型企业，现在这方面也是比较薄弱。这是需要进一步改进的。
另外还有一块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现在很多家族化的管理，对吸引外来国际化人才也是重视不够。如果你去拼打国际市场，没有一批国际化的人才，可能是不行。
这几个里面还有很多欠缺。
陈丕宏：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再把它扩大一点，或者是用其它国家的经验做个对比或者是做一个参考。你我都是留学美、加的情形，新加坡也许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自己地小人稀，人才也不够。能不能请王先生为我们分析、剖析一下比如像美国，它是一个移民建立的国家，它吸引全世界的人才非常成功，不管诺贝尔奖、科学、工程，任何领域，像现在的总统也是这样一个典型成功的例子。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美国的成功，有什么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或者是新加坡。
王辉耀：美国成功的地方非常好，它有一套非常完善吸引国际人才的程序。比如它有全世界最好的教育体系，它吸引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从学生阶段就到美国来，耳闻目染接受训练。然后从中学到大学，它有一套很好的大学体系。
另外，它的企业也是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包括整个美国熔炉，最近我翻译了奥巴马的《父亲的梦想》，你能看出奥巴马的身世就是这样，他父亲实际上也是一个移民，他派去夏威夷、海外。但是在这个体制里边对人才的重视，比如美国的教育体制确实很多值得中国、很多国家学习。它还有一方面，它的移民制度的建立。因为移民制度的建立，有很多类别，你是技术人才，你是专业人才，都有特批，都有各种各样的签证。这样就把全世界的人才都吸引来。比如全世界的诺贝尔奖，大概50%出在美国，但是有70%的诺贝尔奖都在美国工作，这不得了。包括它的博士生计划，它吸引了中国像清华、北大，都排到美国博士生输出的第一、第二位了，美国全世界来源的每个学校向美输出博士生。
陈丕宏：把我们的精英吸引过去。
王辉耀：把中国的精英都吸引过去。包括中国的博士生90%学完都留在美国。所以这个体制确实很厉害。中国实际上是可以向美国学习的，比如中国应该开放我们的移民政策，中国现在还没有移民政策，我们为什么不能授予外国人或者国外人士的国籍、绿卡，开放政策。
新加坡也是非常好的例子，我最近刚去新加坡南洋理工做了交流。新加坡人口很少，但是非常重视人才，你在CNBC、CNN经常看到新加坡这个国家做广告吸引人才。而且人才来了以后待遇非常高，工资甚至比英国、美国都还好。另外，它不在乎这个人要永久性地永久你，不在乎天长地久，曾经拥有也可以。后来我跟《联合早报》在交流的时候，他们就成了一个亚太人才流转的大平台、一个中转站，人来了以后在这儿待几年再走，但是通过这个东西受益。现在我们进入人才环流的时代，应该吸取美国、新加坡很多国家的经验。
陈丕宏：以前是人才外流。
王辉耀：国际上的趋势，70年代的时候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教授是印度人，他非常知名，他当时提出来，根据印度的经验，70年代人才外流，很多人觉得这个观点说得很正确。但是90年代芝加哥一个教授卢卡斯，也是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就提出来，其实根据他的研究，来的移民里边大概有百分之几终究是要回去，特别是在这些国家经济起飞以后，提出一个人才回流的概念，包括中国也有几十万海归回来。2000年以后有一个更新的概念，2000年以后伯克利大学的一个教授，专门研究硅谷人才的经验，研究大量的硅谷创业，他就觉得这里边有很多中国人、印度人，而这些人不光在硅谷创业，同时也回到中国和印度，包括像北京中关村这个地方，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这些人是来回流动的。像我讲的华人商会这几个人都是。所以，人才环流可能越来越普遍，在世界越来越小、地球越来越平的情况下。
还有一个，随着经济发展，互联网趋势，国际化的程度加深，全球经济一体化就会越来越普遍。我提出来一个概念，除了海归的概念以外我提出一个海鸥的概念，来回跑。比如像你我可能是一个典型的“海鸥”，像您采访的很多人中间也是海鸥。比如上次我们在西班牙开一个中国商业会，微软全球副总张亚勤跟我讲一年大概有四分之一时间在机场，有一部分在中国，有一部分在美国，属于典型的海鸥。我感觉这种人很普遍。
陈丕宏：人才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另外当然有一个现象，像我们这种人是外国人，可是入了美国籍，就变成美国人，现在又回到中国来工作，就是典型的海鸥。
王辉耀：是。
陈丕宏：但是在中国比较少看，当然海归是很大的一个人脉，比较少看到真正的储才尽用，真正外国人能在这边用到。最近一个很好的例子，台湾的宏基电脑，原来比较不行，在全世界做PC来讲，后他们已经做得慢慢不行，这几年来有一个很大的扭转。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他们人才上面启用了外国人，一个非常不错的总经理，当了他们公司的头，是一个意大利人。这个人当然是他们原来欧洲一个销售部门的主管，非常能干，就一直重用他，现在这个人已经变成全公司的头了。现在宏基很红。
王辉耀：非常好。
陈丕宏：整个把生意又做出来了。储才尽用，用到外国人的情形，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如果给不管是国内企业还是政府做一些建议，包括可能从留学生开始，学习美国比较开放学习的政策，像奖学金的申请，在学校里要申请研究经费，包括移民入籍一系列，实际上是一个蛮大的工程。
王辉耀：你说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中国现在这个观念，我们改革开放30年，很多依赖于海外华人，两岸三地的这些海外的同胞。这个概念还不够，现在应该是一个全球人才为我所用，应该广纳天下人才。中国在传统上讲好象是一个内陆大国，回想起来我们春秋战国时代，当时也是秦国、赵国人才到处用的，人才不局限只是哪个国家，孔子也是周游列国，他是鲁国人。
所以，我感觉中国到现在这个阶段，实际上应该考虑一个全球的人才战略，这一点确实像你说的应该有一个系列的规划，比如我们的人才移民怎么样，我们的绿卡制度怎么样，包括我们的双重国籍，实际上双重国籍现在在国际上成为一个趋势，最近这几年像印度、越南、韩国、菲律宾都开放了双重国籍。比如中国以前没有开放双重国籍有一个说法，双重国籍因为50、60年代，当时东南亚很多华侨担心中国输出革命，当时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你落地生根，不是中国人，引起当地政府的不满。现在各国政府跟中国的关系都开放了很多，但即使有东南亚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印度的模式。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2003年就宣布，印度对等承认双重国籍，东南亚国家不承认没关系，我也不承认，但是法国承认、英国承认、澳大利亚承认、加拿大承认，我就跟你对等承认。实际上中国现在很多呼吁双重国家的人都是在发达国家，至少我默认，像美国一样，我既不承认也不反对。但是中国现在很严格，你一旦进入别的国籍，就自动放弃中国国籍，就取消你的中国国籍，可能有些政策上的灵活性应该值得研究。
还有一块是留学生的政策，现在国外连中学生、小学生都挖到中国来了，我们现在还对外国留学生还停留在老外来学语言、学中文的阶段，应该大量加强我们对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实际上这批人未来是中国国际化的人才。像现在澳大利亚总理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当年也在中国待过，对中国很友好，现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新任的大使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也是对中国友好。所以，培养对中国了解的人实际上对中国有好处。所以，这个方面应该加大。比如日本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日本总理去年就宣布日本要在今后几年吸引30万外国留学生，而且争取50%的外国留学生留到日本，现在中国对外国留学生的吸引还非常少，目前总共累计大概20万。我们在人才上有很大的赤字，有人才赤字，我们出去是150万留学生，人家到中国来才20万，还需要很多工作。
陈丕宏：政府或者是社会精英，大家对这个有没有什么共识？
王辉耀：现在有相当的共识了。我注意到比如说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国的中组部，中组部去年做了一个全国人才中长期战略规划，其中有一块就是关于国际人才非常重视。我有幸也被他们聘为关于国际人才战略研究的专家组的组长，我对这一块还比较了解。这一块实际上本来今年要有一个大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由于国际人才这一块工作的重要性，所以中央中组部在去年年初就发布了一个中央文件，提出了一个“千人计划”，直接针对海外国际化人才的千人计划。千人计划是指今后在5到10年要吸引2000名高端的高层次人才到中国来，涵盖了4个方面。比如说科技、教育还有国资委大型的研发和战略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还有留学人员创业。明天我们就要开始关于留学人员创业的筛选、评比，我也是评委，马上要进入这个工作，筛选2009年高层次人才。这一块国家开始意识到，包括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也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非常重视。中央一带动，各个部门都开始重视。包括现在到海外人才抄底，其实可能最后的竞争还是人才。大家对这个话题都非常重视，包括最近中信出版社在6月份也要推出我的一本新书——《人才战争》。他们前两年出了一本《货币战争》，卖得非常好，其实真正的竞争不在货币，真正的竞争是在人才。所以，中国在人才战略中一定不能输掉，这一块应该对重要。
陈丕宏：也许不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毕竟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中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是一个比较统一民族的国家。但是看看这次奥巴马的内阁，第一次是彩虹内阁，20几名阁员里，有4名是亚裔，好几名是拉丁裔，加上传统的白人，看起来真的是彩虹。您觉得有可能有朝一日中国也许100年以后，会有这样的情形吗？
王辉耀：实际上国内这些年不如前几年开放，在股票市场刚建立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把香港像梁定邦，另外还有一个女的，也是香港的，请到中国做证监委的副主席，直接做部长，那是在朱镕基的时代。再早一点，80年代在邓小平改革时代，在武汉出了一个洋厂长，聘了一个德国人来管中国的工厂。现在好像反而这种故事听得很少。
陈丕宏：也许是我们自己人才变多了。
王辉耀：一个是自己人才变多了，但是我感觉还是需要一些管理化的人才，尤其是涉外的部门，甚至是我们的企业。联想前几年雇美国人做CEO也是有先例，包括有一些民企，但是这一块还是没有把人才真正流动起来。我觉得这一块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其实不一定人一定是有敌我或者是在国外生活过的人一定不可靠，这些观念需要改变。我们现在实际上要对付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以全球化的人才对付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能完全都是本土的人才，我们必须把天下人才为中国所用。像中国现在在很多海外上市的公司，在纳斯达克有近一百家企业上市，都是用的国际人才，如果把这些人才用到中国的体系当中，能够带动中国更多的企业走出去，这一块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运用高端的人才，包括到政府部门，当然政府部门有些改善，比如说像科技部长万刚，德国回来的一个博士，卫生部长陈竺，是无党派，也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是我总的感觉，可能我们的步子还要大一点，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陈丕宏：我也感觉到全球化虽然说是一个不可抵挡的趋势，但是事实上可以继续推展的地方很多。
王辉耀：对。
陈丕宏：尤其中国的企业，有些已经做得非常好，但是事实上真正已经进行了全球化，除了说我是生产链的一部分，不在话下，可是我真的敢市场打出去，还是寥寥可数。
王辉耀：非常少。
陈丕宏：您觉得是因为人才的关系吗？
王辉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人才关系。我实际上比较担心这个事。比如说50、60、70年代战后欧美的企业起来，跨国公司一下子风起云涌都走出去了。70、80年代日本的企业起来，都走出去。90年代韩国的企业起来，都走出去。20世纪中国企业起来，但是走出去的屈指可数，真正能够进入世界500强，靠世界竞争进去的没有几家，联想可能算一家。但是你就发现这里边大量的企业，中国经济现在这么好，但是就像你说的，我们一下子成为全球化链下一个低端的部分，高端都被别人把持，中国企业走不出去，如果我们不能突破这个瓶颈，我们可能永远为别人打低端的工。所以，我感觉现在出不去很大的一个瓶颈，除了体制上的问题，人才是一个最大的原因，因为你没有好的人才，何来开拓海外的市场？而且像现在全球化的公司都是全球化的人才，像雀巢、ABD的公司90%以上都是国际化的人才，现在这个公司已经没有说母公司在哪儿，都是全球化的公司，全球化的公司必须用全球化的人才。跨国公司在中国做得很好，用了很多中国的人才，Google、微软都用中国的人，中国到美国去为什么不能用一个美国人，到法国去用一个法国去。
陈丕宏：所有国外的500强里面几乎所有公司的国内跟国外收入比例至少是50%、50%，国际化是很落实的，当50%，至少表示有相当大的公司的成员事实上是外国人，是国际化的人。我想这部分中国市场还有很多机会。
王辉耀：还有很多潜力。
陈丕宏：回到制度上的问题，好像听起来在大的方向，可能还有很多小的细节，假设今天我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是海归，但是有外国国籍，实际上这个限制可能只是法规上一个小小一条，那个东西如果不修改……
王辉耀：带来很多麻烦。这方面我听到的抱怨也很多，因为我们经常出国跟那些留学生交流，他们抱怨双重国籍，还有签证也是。现在国家虽然有一个政策，你作为高层次人才回来，你可以多次往返，有一个证明，但是弄一个证明非常麻烦，怎么证明他是一个高层次人才，比如要找有关部门，跑多少趟盖章，然后拿到多次往返的签证。
陈丕宏：也不能申请经费。
王辉耀：对，有很多限制。像去年我组织过一个座谈，北大、清华有四个院长，不是中国的国籍。不是中国国籍，就不能申请中国的院士评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项目他们也不能作为第一申请人，这个就应该放开。现在实际上对这批海归、海外的中国人，香港的人回来有回香证，台胞人回来有台胞证，但是大陆出去的这批人，包括在海外的这些华人回来没有证，为什么不能有一个侨胞证，可以发一个类似5年类似台胞证或者是回香证。很麻烦，回来还要出境办，很麻烦。虽然里边只是一句话，但是这里给人带来很多不方便，这是需要尽快改善的。比如我注意到像马来西亚，它就提出来，只要你出过国的想回来都给你多次往返，给你几年，只要你是在国外待过。签证上没有必要弄得那么紧，因为他回来以后至少可以消费，可以带来经济上的好处。比如拿到硕士学位的回来，就可以一律给他们5年、10年的多次往返，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这样避免人才流动上的一些障碍。
还有在申请经费上，在他们受到的待遇上，不应该有什么差别，都应该慢慢统一。
陈丕宏：换个话题，也许我们可以谈谈，您是一个非常传奇、丰富多样的职业生涯，除了创业以外，也做过外交官，现在从事有点社会公益一样的工作，非常难得。能不能谈谈您自己怎么样在规划上面做这么多不同的工作？
王辉耀：我的经历可能比较复杂，我是77级的毕业生，中国文革第一批考上大学的这拨人。下过乡，到农村一到两年。当时到农村非常辛苦，劳动一天十几个小时两毛钱。但是那个时候一直没有放弃希望，我就上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又去经贸部工作，经贸部工作几年后来觉得中国对外开放，当时也没外企，能够去的最好部门就是中国的外贸部门，后来去国外读MBA，去读研究生。然后又去跨国公司，觉得里边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然后又去香港，做加拿大商务参赞，又回到中国创业，包括像90年代我们设计了几十个大中型的项目，包括参与三峡，我们做三峡第一笔国际融资。
进入2000年以后，我觉得中国的基础设施，把三峡都建立起来了，基础设施像奥运都做得非常好。实际上中国的软实力，公平社会、社团组织建设可能还需要更多创业的人来做这个事，2000年以后我就把更多精力转到这上面，2002年创办了欧美同学会商会，欧美同学会是一个很古老的组织，原来主要都是科技界，后来我们把商会的这些人都加入进来，包括新浪最早的汪延，包括茅道林、曹国伟现在都是我们的理事，后来我们就创办了一个2005委员会，一个更高端的组织。
最近这些年我又创办了一个智库——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这一块可能是中国更需要的。就像您刚才讲的，硬件都非常好，软体方面、软实力的打造，特别是任何社会要平衡发展，必须政府、企业和社团三足鼎立。这一块我觉得是中国特别薄弱的一块。特别是我们现在在国际上的交往，我们现在企业也可以出去了，但是比如我们的智库方面，还没有国际化的智库，我们虽然有很多体制内的研究部门，但可能只局限于体制内的研究。可能我们需要更独立、更自主、更有国际化思维的国际智库来做这个事。所以，这些年就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这上面，而且这可能是今后中国发展的一个趋势，中国一个大国的崛起可能也需要思想上的支撑，有行动力还不够还必须有思想力，更好地发展这个国家、社会和企业。
陈丕宏：很大一部分网友都是年轻人，很多我们的经历，过去30年整个社会起来和经济飞跃成长。假如今天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朋友看到未来的30年，您对他们有什么忠告或者是期许？或者是有什么建议？
王辉耀：对于未来30年，一定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定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全球化的人才，包括国际化的人才。就像我当年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尼克松访华，那会儿中国还没有英语的教学，我就跟着广播讲座学的英语。当时我觉得这可能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
后来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在我去饭堂的路上打饭的时候，大喇叭里传出卡特跟中美建交的消息。我觉得当年我们学的英语广播讲座可能没有学坏。你就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陈丕宏：一个新的时代来临。
王辉耀：对，一个新的时代来临。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讲我们一定要拥抱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时代会有很多机遇和挑战。首先你可能要掌握全球化的思维，掌握全球化的技术，掌握全球化的语言，还要熟悉全球化的人脉。你有了全球化的人脉，以后才能干一些大事。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人才流动的时代，在这个方面中国后30年的发展肯定是向海外的发展，更国际化的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人才、全球化人才，是当代年轻人可以注重发展的一件事。
陈丕宏：关于人才的问题也是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题材，时间实在是非常不够，今天时间过得很快，其实我脑子里面还有很多问题想要问您，也许要另外再找机会了。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您给我们一点留言，不管是您自己的人生或者是做人处事，做一个总结。
王辉耀：今天跟您的交谈我也获益匪浅，你很多问题都问得非常有见地。最后回顾一下，总结也好，作为一个人生来讲，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很短暂。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生活在500年以前，也没生活在500年以后，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变的时代，这个时代比如你到华盛顿看博物馆，包括我们在中国也是一样，很多发明创造都是在这一百多年发明的，发明电、蒸汽机车、电脑、电视、汽车、飞机等等，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我很难想象很多年以前的人没有空调、汽车是怎么生活的。可能比较重要的是人生比较短暂，我们是一个不断突围的过程，人生是不断地从一个圈子到一个圈子、从一个领域到一个领域。但是一定要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注重在几件有关联的事情上，人生可能不能漫无边际，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万变不离其宗，有几个比较关键的事。虽然我这个人生回顾这个历程，做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事，但还是有一个主线，国际化实际上是贯穿始终。从我开始学英语到后来到商务部工作，做国际贸易，后来到国外学国际商务的研究生，到做商务参赞，再到创办商会。
陈丕宏：有一个主干在里面。
王辉耀：有一个国际化的主干在里面，现在做了国际化的智库。所以，持之以恒你可以做很多方面，但是有一个主轴，你的人生可能就会比较丰富，比较有意义
陈丕宏：这的确是一个很清楚的人生规划的哲学、方法，很值得大家深思跟学习。今天再一次非常谢谢王先生给我们的谈话，谈得非常多，还有很多后续值得再讨论的地方。
王辉耀：谢谢陈总，你的采访非常好。
陈丕宏：非常愉快，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