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随着8月1日《白酒消费税最低计税价格核定管理办法(试行)》的实施，白酒涨价已成事实。许多市场终端的高档白酒价格悄然上涨。高档白酒的涨价，亦引起了各界关注。对于这次涨价事件，业内权威人士有何看法？《中国酒业》记者张华勇为此采访了广东酒类专卖管理局局长朱思旭。
张华勇：朱局长，您好。对于这次高档白酒涨价事件，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朱思旭：我认为主要与8月1日出台的《白酒消费税最低计税价格核定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这个管理办法提高了生产企业的消费税，压缩了他们的利润空间。今年先是金融危机，然后又是这个管理办法的出台，这样下去，到年底可能完成不了企业的预定任务。为了应对这些压力，涨价是生产企业采用的一种应对策略。
张华勇：有人说，这次消费税新政是为了反“企业避税”；谈到税收，企业似乎也有种种苦衷。那么关于税收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朱思旭：自2001年以来，白酒消费税有数次调整。2001年的五毛钱从量税的税收政策，经实践证明，是不合理的，而且行业发展的事实并未与调整初衷达成一致。自从推出5毛钱从量税后，一方面品牌企业生产低档酒亏损，转而主推中高档产品，导致中小企业的假冒伪劣产品充斥于市场，填补了低档酒市场空白；另一方面税收部门并没有成功收到该收的税，几元钱一瓶的低档酒收税五毛，几百元钱一瓶的高档酒收税仍然是五毛。正是这“五毛钱从量税”，造成了双方都受损失，各方都有苦衷。
张华勇：关于企业的苦衷，除了朱局长谈到的“五毛钱从量税”，我认为还有一点是“纳税公平”问题，名酒企业、品牌企业照章纳税，守法经营，同时有不少中小企业却偷税漏税，靠假冒伪劣产品扰乱了行业、扰乱了市场。朱局长，那您觉得这次的“消费税新政”会成功地达成税收部门的初衷吗？
朱思旭：刚才我谈到，应对这次“消费税新政”，第一个策略是涨价；第二个策略是避税。这个管理办法是为了防止企业利用销售公司避税，那没有关系，产品经过销售公司，还有渠道环节。企业的下一步避税办法，就是在渠道环节避税。有的企业可以和他的代理商、经销商成立“合资公司”，这个公司即有企业的股份，又有经销商的股份，企业可以利用“合资公司”避税。
张华勇：看来这次“消费税新政”真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又将促使白酒行业诞生新型的厂商合作模式。如果这种厂商合作模式流行开来，税收部门又将如何解决呢？
朱思旭：一个产品从生产到渠道，再到零售终端，种种环节中，能够成功收税的位置在于零售终端环节。西方国家的税收制度都是从零售终端收税，这一点对于中国的收税制度具有参考价值。一瓶酒从生产到零售终端，生产商、经销商、零售商这三个环节各会分得一部分利润，但是相比经销商和零售商，生产商分得的利润最少。生产商本来就是分得的利润空间小，再加上你刚才提到的“纳税不公平”问题，自然导致中国白酒品牌企业生产商，尤其是大品牌、名酒企业的生产商有苦衷。
张华勇：2001年的从量税，导致了白酒行业发展格局的变化，一线品牌主推中高档酒，二名酒获得发展机遇，从区域品牌走向全国品牌，2006年的消费税调整给了二名酒又一次发展机遇，使他们更加发展壮大，而众多的区域小品牌、中小企业依靠低档酒生存下来，满足着低档酒的市场需求。那么请问朱局长，这次的“消费税新政”出台，会导致白酒行业格局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第一，品牌集中度越来越高，全国性品牌集中于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品牌手中，如茅台、五粮液、剑南春、泸州老窖等大品牌。
第二，二名酒依然有着他们的发展机遇。例如西凤、口子、稻花香等，他们在历史上是名酒，走了一段时间低谷，后来抓住了机遇，不仅牢牢掌控住了本土市场，还走出了本省，走向了全国，在外省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强势市场。这些二名酒还有继续做强做大的机会，进一步成长为一线品牌，直逼一线品牌阵营。
第三，没有走出本土的小区域品牌，包括历史上是名酒却没有抓住机遇到目前依然是区域品牌的小品牌，他们的市场会越做越小，他们能够运作的资本也会越来越少，资本少就不敢有改革的大动作，没有大动作的结果是资本更少，所以他们只能牢牢守住以市、县级为单位的本土市场。还有一类是贴牌运营商，大部分贴牌运营商受资本、渠道、理念等限制，依然作为一个区域品牌继续生存。
张华勇：透过朱局长的分析，我看到“马太效应”在白酒行业的体现会愈发明显，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看来这次“消费税调整”又给了二名酒一次发展机遇，希望二名酒能够抓住机遇，加大品牌推广力度与深度，进一步做强做大。最后，诚挚感谢朱局长接受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