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据媒体报道，中国国内最具主流影响力的商业出版物《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正在同《财经》的主办方进行谈判。如果谈判失败，她将很可能携编辑团队的大部人马另起炉灶，在外部资本的支持下搭建一个新的跨媒体平台。
在此之前，以吴传晖为首的《财经》杂志经营团队中接近三分之二的人已经递交了辞呈。如果最后舒立的采编团队真的同样提出辞职，这将是新中国传媒史最具震撼力的一次集体出走事件。
报道头条新闻的媒体忽然间自己成了头条新闻。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财经》将不再是我们所知的那本犀利如锋的《财经》。
虽然和舒立相识多年，但是因为现在正是人家最敏感的时候，我肯定不会多问。不过我相信，这次集体出走肯定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公司上市后团队激励的持续缺位，一是aihuau.com挂靠单位调整后新闻报道空间的日益压缩。
这两个因素直指一个共同的结点：体制。
虽然《财经》的主办方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原名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不是一家国有机构，但在这个问题上它恰恰有意无意地给自己绑上了同样的绳索。
在我看来，中国国有传媒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不是不是改制上市的问题（那只是获得资本的一种手段），不是制播分离的问题（那只是在现有体制下为圈钱而设计的一条路径），不是做大做强的问题（那只是一个最终目标而不是问题），甚至也不是明晰思路和战略的问题（虽然这一点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作为保证，即便明晰了战略同样将会在推进和执行的过程中举步维艰）。
在宏观层面，中国传媒产业面临的真正急迫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准入门槛，为传媒产业引入更多的良性竞争；打破条块分割的格局，允许行业领跑者按照市场的规律进行跨地区的横向整合；从前置监管向后置监管过度，同时充满自信地适度放宽内容监管尺度，在保证国家意志和主流价值观的有效传播以及对社会意识形态有效管理的前提下，给行业更多呼吸新鲜空气的空间。
在微观层面，中国国有传媒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去粗取精、清退无能、把真正有理想有责任感有能力（特别是对新媒体有深刻理解）的优秀人才吸引来和留下来，给他们提供受到法律保护的长期激励，为他们打造一个能够实现人生梦想和价值的平台并正面地激励他们在这个平台上全身心地为包括国有传媒机构和他们自己在内的全体股东创造价值。
回到《财经》事件。我一直觉得舒立是中国最具有新闻判断力、责任感和正义感的媒体人士，对她充满尊敬。无论她最终作出什么样的决定，作为老朋友，我都会一如aihuau.com既往地支持她，也真心祝福她能在中国拥有一片更加广阔和湛蓝的天空—因为那将不只是她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的事，而是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所处的人文环境都有深远寓意的一件事。
不过，站在行业的角度，如果她真的离开《财经》，我也对她有两个小希望。第一，出于职业道德，我不仅不希望看到她主动邀请团队加盟新平台，甚至希望看到她能说服一部分采编团队留守《财经》；第二，无论她是否有非竞争协议在身，我希望她能考虑主动给自己一个一年左右的非竞争期，先从一个与《财经》不直接竞争的媒体开始自己的下一段旅程……
虽然作为舒立杂志的一个普通读者（曾经也是作者），我希望尽早看到她在一个新的媒体平台上扬眉剑出鞘，并对她的下一本杂志本能地怀有着极大的期盼之情。但我知道，舒立是胸怀大格局的人，因此她会主动考虑如何用自己的行动为中国传媒这个亟需振兴和涤荡的行业留下点值得人们长久记忆和缅怀的、与价值观有关的正面的东西。
或许，舒立这次拷问的不仅仅是体制，不仅仅是联办，不仅仅是《财经》，也包括舒立自己。
对了，《财经》要是真的牛，就应该来一篇《财经团队集体出走内幕》。不过，真能如此，舒立他们可能也就无须出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