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784万北京“北漂者”看来，熊彦无疑是成功者之一。 他在朝阳公园附近的一家外贸企业有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并且一度在通州拥有两套房产，其中一套还是近200平米的复式单元，但他最近却卖掉了这两套房子，与妻子一起带着刚出生的孩子搬到了西二环外月坛附近租下来的一套老房子里。 孩子在去年年底的出生让熊彦感到非常大的压力，在北京拼斗了十几年之后，他仍然没有北京户口。 “孩子长大以后，至少要让他感觉到自己是个北京人，能在北京孩子的圈子里长大，见识也会比回老家宽一些。”熊彦说。 北京市统计局最近发布的2012年各区县主要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包括户籍人口及在京居住6个月以上的暂住人口）达2069.3万人，其中1297.5万人有北京户口；暂住人口为784.2万人，比2011年减少41.6万人，单单是海淀和朝阳两区，没有户籍的暂住人口就已经减少了42万和30万。 年轻人正在离开繁荣的中心城区，或者搬到郊区的“睡城”中去，或者离开这让人煎熬的都市，回到自己的家乡。 但熊彦却反其道而行之。 通州的房子 “我现在也有些后悔，如果当初选择留在北汽福田，现在户口早就有了，也不用像现在这样奔波了。”2000年，刚毕业的熊彦来到了北京，被北汽福田录用，工作是调度员，但实习期长达一年，工资只有800元。 “当时留在福田的哥们都已经拿到户口了，他们是国企，有人事指标，没办法，我这人是走一步看一步，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么多，只是想这800块钱，根本不够我生活的。”熊彦回忆，在第二年的4月，他辞职了，在后来的一段日子里找了很多工作，干过医疗销售，也干过翻译，由于收入拮据，只好还在福田的宿舍里蹭着住了很长的时间。 “后来实在不行了，只能跟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到福田外面租了一间平房，只有7平方米左右，只够放一张床。”熊彦现在还是觉得，当年在北汽福田的日子跟在大学里没什么两样，也就是单位、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福田的地址在昌平的沙河镇，尽管现在已经有了不少的新楼盘，但仍有村房可以外租，不少年轻人选择这里作为在北京的第一个窝。 熊彦在沙河的平房住了一个月，那是他在京最困难的一段日子，他还没找到工作，而当时他也没有什么积蓄。 “没有办法，只能拼了命地去找工作了，当时也没想过回丹东去，灰溜溜地跑回去是很丢父母的脸的事情。”熊彦说。 一个月以后，熊彦在一家外贸公司找到了工作，并且一直干到了现在。 由于赶上了入世后的经济大潮，此后熊彦的日子变得宽裕起来了，而且因为单位提供宿舍，也不用为住处发愁。 2005年，熊彦在通州买了一套两居的房子，100平米左右，终于有了自己的房产。当时八通线开通没有多久，通州的房地产开发也才刚刚起步，他总共才花了40万。 此后没多久，通州新城的概念开始提出来，2005 年的北京市总体规划中，北京曾将通州确定为 “中心城行政办公、金融贸易等职能的补充配套区”。而由于离国贸的CBD直线距离很近，并且有八通线直达，许多北京的白领选择了在通州居住。 到了2012年，通州新城已经有了200万人口，其中75%都是没有户籍的“北漂”人群。 2009年，熊彦又在通州的杨庄买下了一套复式的房子，200平米，均价只有7000元一平米。这是熊彦的婚房，买下第二套房子之后，他就结婚了。 在不少人看来，熊彦的这两套房子都是非常成功的投资，但熊彦却感到了后悔：“如果当初我咬咬牙直接在城里买房就好了，也不用现在又折腾回去，通州的房价现在不到两万，从绝对数上我是赚了，但相对于城里动辄三四万的房价来说我是亏了，并且好点的学区都要七八万以上，更是高不可攀。” 一开始，通州的交通是熊彦回城居住的最大理由。 虽然已经开发多年，通州新城却远远没有达到当初的设想，人们在城里上班，在通州睡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睡城”。 八通线在开通后不久就成为北京最为拥堵的地铁线，挤惯了通州地铁的年轻人甚至戏谑地把自己叫做“八通族”，号称是“中国第五十七个民族”。 而从城区通往通州的京通快速、京沈高速等，也在上下班时间拥堵不堪。 熊彦的妻子在三里河工作，是国家发改委下属的一个事业，但每天都需要花费三四个小时在上下班的路途中。 无奈之下，熊彦决定回到城里去。 小孩的户口 真正促使熊彦决意回城的是妻子的怀孕。 “如果一直住在通州，等孩子上学的时候该怎么办？通州的教育资源明显不如城里。”熊彦说。 由于远在通州，在妻子怀孕生产的整整一年里，熊彦都忧心忡忡。 他们看中了北京妇产医院，因为这里离熊彦的单位比较近，他能在上班的时候顺便也把妻子带过去，但这家医院却告诉他已经没办法建档了。 后来熊彦的一位朋友告诉了他其中的“诀窍”，熊彦让朋友找了一个护士，给了她红包，才勉强在这家医院建上档。 但到了快生产的时候，熊彦又急了。 当时妻子已经有了生产的迹象，但医院说只要羊水没破，就不会给安排床位，医院的床位紧张，不可能让人在那等着生。熊彦担心，如果等到羊水破了才去医院，妻子很可能在漫长的路途中间就生了，这其中的风险太大了。于是他又托关系找人，最后还是钱说了算，医院不仅答应了给安排床位，而且是个2人间，熊彦心中的石头终于放了下来。 孩子的出生只是烦恼的开始。 虽然已经在北京打拼了十多年，也有自己的不错的房子，但夫妻两人都没有北京户口。 熊彦的单位是私企，没有人事指标，不可能替他办入户，而妻子虽然在事业单位，但却一直没有编制，更谈不上户口的事情。 看着当初一起来京的几个哥们，熊彦只能是羡慕，他们在北汽福田稳了下来，虽然没有熊彦的大房子，却都有了北京的户口。 “我们都没有户口，自然就先不给孩子上户口了，等我们解决了再说。现在虽然说外地人的子女可以在北京高考了，但分数线还是不一样的，就算你在北京读了十几年书，也不会有这样的优势。”熊彦说，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小学，所有优质的教育资源都需要孩子有本地的户口。 “我想让小孩到妻子机关的幼儿园去，但没有户口没有编制，一切都是没有办法。”熊彦说。 但并非完全没有办法，熊彦找了几个中介，对方说可以找有人事指标的单位入户，开价在60万-80万左右。
“关键是他们要先付一半的钱，虽然为了户口我可以砸这个钱，但我不敢冒这个险，万一他们拿了钱又办不成事呢？”熊彦说。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先把妻子的事业单位编制弄到手，但这又是一笔钱。 “而且拿到编制以后，解决户口又不知等到什么时候，我是着急这个事情，希望能在小孩3岁前把户口解决。”按照北京一般的学区安排规定，至少需要在当地购房或者居住3年以上才有学区入学资格，这就意味着熊彦必须在孩子3岁前把户口的问题解决，并且在城里买一套房。 但由于北京在执行限购政策，作为外地人的熊彦，只能有两套住房，这意味着他必须将其中一套房子出售。 熊彦最后还是把通州的两套房子都卖出去了。 新的蜗居 孩子出生以后，熊彦在朝阳公园附近买了一套房子，总共才40平米左右，但均价4万多。由于新居还不能住进去，他们便又在月坛租了一套房子，虽然也只有50多平米，但租金就得每月七八千。 这些房子跟以往相比，无疑都是十足的蜗居。 “我当然可以找更好的学区房，但现在北京较好的学区房都要七八万一平米，而且房子都特别老，是80年代建的，根本就不能住。”熊彦说，“40平米的房子，相比以前是憋屈多了，也不敢让别人来做客，但对我们两个在城里上班的来说也够了，也不用那么操心交通的问题，至于小孩我是打算让父母过来带，然后把省下来的钱在东边远郊买一套大的房子，让他们在那边养老。” 甚至在一些热点地区，如清华外的五道口，学区房挂牌价已经突破了10万一平方米。 如此高昂的居住成本显然是熊彦始料未及的，但他从未后悔来到北京，尽管家乡丹东环境特别优美，而且由于临近朝鲜，也不乏赚钱的机会。 “我的一个表哥就是在做中朝贸易，日子也还过得去。”熊彦说，“但我绝对不会回去，做这个事情对我来说风险太大了，除非认识朝鲜那边特别可靠的人，否则说不准哪天就血本无归。” “小孩出生以后，很多想法就必须改变了，我们必须要替他着想。把他放回到老家里养大，当然会成本比较低，但他一来见不到父母，二来也错过了很多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在北京，先不说师资的优势，单单就在这城市里成长，就能接触到丰富多彩的东西，比如可以带他去看话剧、看表演，这些在老家是不可能有的。”熊彦更看重的一点是，孩子必须要有北京人的认同感，“实际上北京人都是从外地来的，特别是机关单位的，五湖四海都有，但他们的孩子都认为自己是北京人，因为他在这个环境长大，他的朋友圈子都是北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