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年中笔者以为中国有三度关键的战略选择：1978年，十一届三中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1992年，“十四大”明确建市场经济体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命题；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目标，当然这一目标还任重道远。
一、再回首：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企业也先后经历了“生产管理时代－销售管理时代－营销管理时代－战略管理时代”四个阶段。
1.生产管理时代（1984-1988）
那是一个物资短缺的年代，很多商品都要凭“票”购买，企业的目标就是“把产品生产出来”，生产技术人员在企业中“举足轻重”，劳动模范的标志性特点就是“加班加点超额生产”，社会中盛行“学会数理化，走遍全天下”，高等院校中根本没有市场营销、人力资源之类的专业。国内的布票是1989年取消的，粮票是1993年取消的。今天进入寻常百姓家二“彩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在八十年代被喻为“四大件”，在中国百姓家庭算是属于奢侈品。
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当时中国大地的企业名称并不是“公司”，而是工厂。厂长的权利非常有限，人权、财权和物权几乎都掌握在上级官员手中，甚至厂子里要建个公共厕所也得向上级请示，从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初的厂长更近似今天的车间主任。1984年，推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的中国企业开始迸发出升级活力。历史总有很多巧合，1984年，下海潮风起云涌。同样是在1984年，柳传志在北京一间简陋的房间里创办了联想，张瑞敏走马上任青岛海尔电冰箱总厂厂长，王石在深圳创办了万科公司。
2.销售管理时代（1992-1997）
“发展是硬道理”，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使得中国企业迸发出新的活力，众多大型国企如日中天，商品短缺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企业的重点变成“把产品卖出去”；“销售部”成为企业的中心，销售经理成为热门职业，率先用上了BP机和“大哥大”。媒体报章上更是把 “吃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走遍千山万水”之类的溢美之词送给销售人员。
90年代中期，飙升的国内投资规模使得经济出现过热，很多行业开始出现了产品滞销现象，中国实现了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战略转型。在居高不下的固定资产投资推动下，中国积累了越来越庞大的过剩产能，虽然这种过剩产能通过维持低价在国际市场上暂时找到了出路，但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打破了这种平衡。中国企业进入营销管理时代。
3.营销管理时代（1998-2002）
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中国的外贸出口带来很大冲击，国际贸易出现下滑，企业面临极大的市场压力。这个时候企业突然发现怎么做销售都无法把产品卖出去，于是从我生产到我销售，变成为研究市场。也是在这个阶段，中国企业的组织结构中出现了市场部。此间，国内有很多企业，特别是在北方省份，很多曾经名噪一时的大型企业由于不能积极主动的适应市场，最后昙花一现，被市场所淘汰。当然，迄今为止笔者仍觉得很多中国企业尚未树立真正的市场理念－顾客至上，他们对竞争对手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市场的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为真正的答案在市场里而不是在竞争对手那里。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奏响了岁末最强音－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第143个成员，自此中国企业跻身国际舞台，进入战略管理时代。
4.战略管理时代（2003－2008）
WTO的真正挑战在于国际化规则和世界级水平的运营。在20世纪，中国的很多产业出于混沌状态，即使业内人士也不一定回答不出说得清“行业规模”、“行业增速”、“行业前三位企业”之类的问题，企业更是在迷雾中进行“盲人摸象”式的探索，对管理、对国际没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和经验。那个时候中国的企业有很大的局限性，对行业没有全国性的概念。地方的企业最多只知道我是当地最好的，但是在全国怎么样，完全不知道。2002年之后，众多产业版图逐渐浮出水面，进入行业整合阶段，竞争更加激烈，如同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在这种背景下，企业经营演变成全新市场竞争格局下的理性选择。思路决定出路，“产融结合、行业整合、公司治理、持续发展、国学”等词汇成为这个阶段中国企业管理的关键词。
二、看“企业英雄”沦为“商场先烈”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三五年”，从“生产管理”到“销售管理”、“营销管理”，再到“战略管理”，每一次游戏规则的改变，都有一批企业家从“先驱”走向“先烈”。三十年的经济浪潮，潮起潮落。失败者，也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他们用激情、生命去赌刀尖上舞蹈的精彩；他们戴着脚镣毫不犹豫地吃下第一个螃蟹；他们曾高举流行的旗帜，成为影响我们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时代符号；他们不断地走进鲜花与荆棘并生的世界。长长的失败回忆录上，记下一串串曾鲜活时代但终究泛黄的悲情企业家的名单——步鑫生、马胜利、储时健、姜维、胡志标、戴国芳、黄宏生、唐万新、郑俊怀、袁宝璟、张荣坤……。
“海拔4000米”老板的突出特点
管理1个亿、10个亿、50个亿和100个亿规模的企业有很大的差别，而且差别是“质”的不同。其中的道理如同攀登8000米高的雪山，从数学上分析，从海拔1米到4000米和从海拔4001米到8000米的相对高度都是4000米，但要论及难度，前后两段路程绝对是天壤之别。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有了一些初具规模的企业，但我们的企业家却似乎徘徊在4000米的高度，难以实现自我超越，突出表现在：
反对：常问较尖锐问题；显得冷漠不与他人接近；对每件事情都很挑剔；总是让他人觉得不舒服；对他人持否定和挑剔看法；有尖刻的幽默感；容易改变自己的观点然后回过头批评自己原来也赞成的观点。
追求权力：对权力、地位、声望、影响他人和对他人控制力的极度渴望；专制，每时每刻都希望控制局面；喜欢发号施令而不是指导他人行为；在局面不受控制时有威胁感；侵略性甚至可能报复性态度；思想狭隘，呆板；在觉得他人有削弱自己权威企图时有被威胁感；对他人易怒，缺乏耐心。
竞争：以输赢来评价自身价值；为赢不惜一切代价且需要被崇拜感；唯我独尊；需要得到别人的承认和赞扬；有侵略性倾向；行为不考虑后果，常冒不必要的风险；以输赢为中心，歪曲目标；对失败极度恐惧。
完美主义：把完成任务当做衡量个人价值的尺度；行为具有反复性的形式主义；自我评价低，有迫切的向他人证明自己的愿望；对自己要求太多太高；首先关心细节，扭曲事实；对避免犯错太过在意；能克服恐惧或某种情感；不相信感觉，不相信人；经常易怒暴躁。
无论如何，历经了30年漫长的改革跋涉，中国似乎终于修成了正果。西方的观察者们终于将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而在地球的这一边，中国内部最顽强的怀疑论者也开始销声匿迹。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迷，而是永无休止的高增长的代名词。然而就在一片欢声笑语中，中国经济迎来了次贷危机、油价起伏、人民币升值、工业原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CPI高企等一系列挑战，在中国南方，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也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在一场历时三十年的资本主义狂欢之后，中国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前途诡谲的时期。三、中国能为这个世界贡献什么？
1995年度第67届奥斯卡金像奖角逐中，一部名为《阿甘正转的》影片斩获六项大奖。其中有一句经典台词：Stupid is as stupid does，中文译为“傻人做傻事”，主人公阿甘因“傻”得福，凭着“简单的头脑”和“偏执式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上个世纪取得成功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与阿甘有着某种相似的成功路径：多数没有接受过真正高等教育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想做得事情并非高科技而是饲料、机械部件、房子等传统行业，在80年代有些放弃公职的创业者甚至被认为是“不务正业”，被周遭的人引为笑柄。然而靠着勤奋与执着，当然有时候也包括某种偏执，他们把握住了时代赋予他们的产业机会，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但今天令人忧虑的是，这种成功似乎停留在财富的层面上止步不前。
金庸先生笔下的《倚天屠龙记》中有脍炙人口的“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的话。屠龙刀内藏有《武穆遗书》，讲的是统兵之道；倚天剑内藏有《九阴真经》和《降龙十八掌掌法精义》，讲的的是武学之术。小说中，武林人士为争当天下第一寄情于刀剑本身，最终谬以千里。周芷若虽然练成《九阴真经》之术，但人却步入歧途。故事最后，张无忌把《武穆遗书》送给了朱元璋，后者最终开创了280的大明王朝，这就是道与术的差异。然而现实生活中，精于“术”废于“道”、“守奇出正”的中国企业比比皆是。在中国的高楼大厦中云集着众多亿万富翁，但其中真正的企业家很少，更多的是老板－有钱就可以做老板，但是有钱不代表你就是企业家。中国很多的企业就是为了钱在忙碌，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公民，所谓的“企业家”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2008年6月，微软创办人盖茨在退休前宣布把自己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名下慈善基金会，一分一毫也不会留给自己子女。换在中国，盖茨的行为会被视为“傻子”，中西方企业家的这种差异值得我们深思。一个国家的发展，不是有钱，盖上高楼大厦就行了，人的素质提升才是最根本的。
1900年，梁启超先生写下《少年中国说》，其中振聋发聩的“少年强则国强”恐怕今天的教育官员都早已遗忘了。中国的发展需要做到“形神兼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提了20多年，但问题似乎愈演愈烈，整个转型期都都充斥着一种无规则或违规则的利益争夺。笔者前不久在《南风窗》上读了袁剑先生的一篇文章“大裂变到了？”，读后深有同感。仅引用文章中的最后一句话与读者分享：“一、二战期间，美国在自由民主精神的基础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一个伟大的文明，这是美国最终能够在战后脱颖而出的关键。那么，中国能为这个世界贡献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