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决EVA考评与激励的公平性难题
与其它传统业绩考核指标相类似, 在EVA考核目标值确定之后, 当考核期间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 由实际业绩表现与既定考核指标目标值差异所形成的EVA考核或评价结果, 就难以公平﹑客观地反映企业的真实表现。 因为仅靠EVA绝对数额指标或EVA改善率指标, 无法将整体经济﹑行业周期这些“外部影响因素”从企业业绩表现衡量中分离出去。特别当考评结果与国企负责人的激励紧密挂钩时, 这些缺乏公正性与实用性的考核指标将难以获得国企负责人的认同,甚至产生负激励的后果。
为此, 我们与国资委采用了EVA的历史期间纵向比较与同行对标企业横向比较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即在评价指标中, 除EVA数额﹑改善率以外, 还加入了EVA与收入比﹑EVA与资产比等基本指标,并且针对每一项基本指标, 又分别建立了该指标改善率与同行业对标企业该项指标平均值的“…改善率差异”指标。 利用这种“…改善率差异”指标及其数值计算结果,无论外部经营环境如何变化,由于同处一行业的企业全部承受了相同的影响, 因而能有效地排除了外部因素的干扰, 并能公正﹑客观地反映这些国企各自的真实业绩表现或与对标企业相比的相对表现。这一独特应用方法的建立及其在参与EVA实施国企间的实践, 从根本上保证了EVA考核与激励的公平性,从而避免了EVA实施因无法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而难以持续进行的风险。
四﹑“EVA关键驱动因素”的识别与分析
EVA的各种评价结果,反映了企业价值创造的真实表现。但如何在数量上揭示这些表现的背后决定因素或者说EVA的“关键驱动因素”呢? 这些, 在EVA的权威理论与方法中未能找到相应的论述和案例。 但是, 对于国企这样一种所有权虚拟代理制的组织形态来说, 尤其是由国资委推动的EVA实施来说,找出影响EVA业绩表现的显著﹑关键与敏感性因素, 对于确定或修正业绩考核指标的目标值﹑提出实证分析基础上的业绩改善建议,具有重要和现实的意义。
为此,我们与国资委﹑几间国企共同研究并建立了EVA关键驱动因素识别的数量或实证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计量模型。利用这种实证分析方法, 对几间企业EVA评价指标与一组同行对标企业的该项指标平均值比较结果, 进行了EVA构成要素的逐一迭代(每用对标企业的相应指标平均值代替国企该项指标值一次,在既定的会计调整方案与WACC计算结果下测算一遍EVA),然后将各个构成要素对EVA评价结果的影响值与敏感系数按绝对值大小排列,从中将较具显著性的指标列示为“EVA关键驱动因素”。其后,根据这些关键性驱动因素,对下一考核期的考核指标目标值进行修正,并据此对下一考核期提出EVA实施的具体改进建议(即重点改进哪些关键指标﹑改进的程度等)。这些建议因有实际数据的计算为依据, 说服力较强, 不仅易为企业所采纳, 而且还可作为修正年初制定的考核指标目标值的参考。
五﹑<EVA系统>是应用方法体系的可操作性保障
以上国资委﹑国企实施EVA的应用方法体系(受篇幅所限仅介绍了其中一部分)﹑操作规范(略)与数据体系(略)的建立,以及在国资委﹑国企实践中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国资委官方网站语), 离不开<EVA系统>给予的技术支持。
在以EVA实施目标为导向确定会计调整范围,且当被测算与考评企业的数量较多﹑期间跨度较大时, 对个性化会计调整与行业差异性WACC测算方案进行模板化设计及大样本数据基础上的模拟试算﹑通过纵向比较与横向对标公平和客观地评价企业业绩﹑以实证方法揭示EVA的“关键驱动因素”﹑保证EVA实施过程中相关数据的连续运算﹑动态积累﹑分层展示与灵活调用等项任务的承担,依靠人工加EXCEL电算表的工作模式,已在我们与国资委﹑国企的EVA实践中被证明是完全行不通的(不能应对海量数据﹑高出错率与检错的困难﹑不支持大样本数据处理与系统性修改﹑不支持多期连续运算﹑不安全﹑数据不能进行关联与动态存储﹑不适宜向决策人展示﹑不支持据表定制与组合条件生成)。
利用我们与国资委联合开发并成功运行的<EVA系统>(还有国企与著名券商的参与),使我们建立的EVA实施应用方法体系和操作规范, 得以全面﹑高效﹑精准的落实,从而保证EVA在中国的实施能够充分实现其预期的效果。 与此同时,借助于这套先进的系统工具,国资委与国企的EVA实施方案﹑运算过程与执行结果.将分层﹑分类﹑有序地积累以供长期地复用与挖掘, 形成价值与日俱增的EVA﹑价值管理与其它相关领域的数据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