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日,静静阅读《自慢》(作者为台湾最大出版集团城邦CEO何飞鹏):文字娓娓,内容亲切,比如“自杀以求生存”、“工作不当在野党”、“太好的事不能当真”等等,说出我未能说。细读两三遍,恍如一兄长端坐于旁谆谆言之。
人之立足社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自我认知,也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认识你自己”;其次,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如何与社会共生。对于前者,我认为何先生的“自慢”已是很好的教材,对于后者我在思考之余则提出博傻之主张。
前两日,《新京报》记者问及职场规则,我即以明朝洪应明之《菜根谭》答曰:势利纷华,不近者为洁,近之而不染者为尤洁;智巧机械,不知者为高,知之而不用者为尤高。古人云,身怀利器,谨慎用之。面对知识精英阶层则更需要怀之不用。
知识分子骨子里蔑视权威,有天然的“平等思想”与“民主意识”,这就要求管理者彻底放弃依靠“硬权力”,而是通过软权力(包括人格魅力、职场规则构建)等实现对知识分子的管理。事实上,与知识分子一起工作是一个“争着比傻”的过程。在这样一个高智商的群体中,没有人是糊涂蛋。所以情感支出、水平能力、辛劳苦劳等等成为奠定领袖领导力的基础。对于知识精英而言,更受用的管理哲学是大智若愚。组织的管理者通过搏傻小心谨慎地保护知识分子的自尊,迎合他们的民主观念;进而让他们看到组织的威力,最终把精英们变成自觉的战士。
当然也有反例,上个世纪,毛泽东通过阴谋阳谋两种手段使知识分子阶层瞬间垮塌,这虽然在表面上驯顺了知识分子,但是整个阶层的价值贡献也随之沦丧。毛的极端做法,颇似泼洗澡水把孩子泼了出去。现在很多知识型组织也面临这一问题:知识精英在组织发挥价值有限,其本身也在组织中受到嘲笑(中国嘲笑知识分子的书籍可谓比比皆是)。正是基于此,知识型公司需要一批觉醒了的管理人员,依靠精神的力量和更强的人格魅力,去笼络精英们的情感,驾驭他们的心灵。通过“同构精神境界”,通过博傻打动知识分子,进而把一个个自我的个体融入组织价值建构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