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小说大于历史
时代周报：你谈到《一号命令》的写作缘起是祖父和伯父的通信，但主人公赵文麟是军人，这与你的文人家庭背景不太一样。主人公的军人背景，有没有现实的依据？
叶兆言：我原本是想写文化人的事，写文化人也可以，但如果用一个不是文化人的形象来写可能会有点意思。所以我就把一个文化人的角度换成一个军人。
这就是我现实生活中一个很熟悉的人，还是有一点模型的。这是一个100岁的老人，我中学同学的父亲。我们从小就觉得他是一个军人，一个解放军。后来就发现他不穿军装了，后来也不懂怎么回事又穿军装了。但那条黄裤子永远穿着。领章帽也是一会儿又戴了一会儿不戴。这就是我小说中写到的人物。这个人活了100岁，去年刚死，是黄埔十期还是十一期的这样一个人。我们第一次听说他是国民党军人的时候已经到了“文革”后期。
我稍微大一点时偶尔跟他聊天，聊到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厉害。这个老兵很有意思，他觉得那确实是共产党厉害。他是四川人，口音特别有意思。他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你说我们打不过共产党我们认，但是你说我们不抗日这个不行。这个我整整打了八九年，这个说不过去。”说蒋介石也这么说。他说，你说蒋公打仗不行可以，你说蒋公不抗日，就不行。
后来我知道，抗日战争几场比较重要的战争他都参加了，包括淞沪会战、上海保卫战、南京保卫战，包括我小说里写到的细节，都是他活生生的经历。这个人也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我跟他很熟，他也很喜欢我。我听他讲过这样的一些故事，他也给我看一些资料。所以这样的一个军人的形象在我印象中就有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也化了一点他的影子。
时代周报：所以这位百岁老人，可以说成是赵文麟的原型？
叶兆言：不能说是原型，因为讲白了一句话，小说就是虚构的。就是说，我熟悉了这样的人以后，写起人物来就有了一个依据。比如说《一号命令》，因为有我祖父的那些通信，我就有那段历史的感受，有这样熟悉的军人，我就觉得写这样的人有模板在那儿。他们只能为我提供写小说能够写得逼真的帮助。因为对我来说，小说是虚构文学。虚构本身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是夹带一些假的。它不是简单的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东西，我个人写小说的目的也不是重新复述一段历史。可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一定不仅仅是这样。小说是大于历史的。
时代周报：但你也提到赵文麟原本是胡小石的弟子，后因一腔热情参加了国军抗日。
叶兆言：那肯定是假的，肯定都是假的。但这样的生活是真的。就是说在抗战爆发的时候，这个故事的模板其实是钱伟长。
因为我们知道钱伟长的数学很烂。他考上清华历史是100分，他是文科生，读历史。“九一八”事变以后，他觉得我不能学文学了，学文没有用，所以改了物理。他用物理来救国。这是当时的一个现象。
很多很优秀的大学生在“九一八”事变后都改行了，并且投身于离抗日近一点的事。比如我们说七十四师的师长章凌虎，他原来也是学历史的，是北大的历史学系。很多人都是因为“九一八”，因为国家危亡了，所以改行从军。所以我虚构了一个胡小石的弟子改行去考军校也是很正常的。不是说确实就是胡小石的弟子，而是在当时发生这样的事情太简单了。
时代周报：赵文麟的人物命运最残酷的地方在哪里？
叶兆言：有太多残酷，太多了。我觉得生死这个东西在他身上很残酷。在他的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死亡。他其实把死亡看得很淡，根本不怕死，但又始终让人感觉到他像在偷生。但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会觉得很多人之所以这样之所以那样是因为怕死，怕死这个词不应该放在主人公身上，但是这个主人公的命运让你感觉到就是一种偷生。可能这也是我非常矛盾的一点。有时候我甚至会想，偷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余华《活着》的那个概念。有时候，人能够活下去也是很不容易的。就是能够活下去，用生命对抗现实，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所以他就会想不明白，不是贪生怕死，但有时候“好死不如赖活着”。
当然还有很多痛。这种痛在今天也还会有。很多很简单的事说不明白。这是他很大的一个痛。因为很多事情非常简单，比如说夫妻之间，你为什么就不明白你丈夫是爱你的，对吧？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还有，这明明不是一个坏人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坏人。黑和白本来是很清楚的，为什么就被颠倒了。比如说一个父亲，没有办法跟孩子说明白一个简单的事情，非常简单的事情。这就是一个非常痛的事情。放在今天可能很容易说明白，但在那个时候你怎么说也说不明白。
时代周报：包括他其实很爱国，但他妻子就是不理解？
叶兆言：他妻子也不是不理解他。他妻子其实是很正常的心理。任何一个女孩都想找一个有前途的夫君，都希望找一个金凤凰。在和他结婚的时候，她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目的去的。这也是一个女孩普通的想法。她被红色化了，神圣化了，这个女孩就完全失去了自我。
还有就是用一种革命的道德去看，就弄拧掉了。所以到后面这种感情就变得很变态，丈夫最后参加共产党你都不高兴—她觉得他不应该比她先入党。这些都是在今天来看无法理解的事情，在当时确实非常真实。
现在有个词不流行了，我觉得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词很流行，就是异化。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异化，也是另外一种痛。
其实紫曼这个人，她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关键就在这里，她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她丈夫就不知道给她什么，唯一能给她的就是对她的爱，而且他全心全意的，那种偷生会产生巨大的爱。一个女人去体会这样的爱，其实是很沉重，很沉甸甸，很货真价实，但恰恰是她不需要的。她需要什么呢，她自己也不知道，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痛。所以她最后选择自杀，也是莫名其妙的、扭曲的，最重要的是给别人带来巨大的痛，巨大的内疚。
不应忘记的历史
时代周报：如果放到一个大视野下，你怎么看抗战中国民党的角色和作为？
叶兆言：我们今天谈到抗日，为什么国民党在抗战中会输得那么惨，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国家太穷了，我们不团结，自己人斗来斗去。所以抗日对中国人来说是一段非常沉痛的历史。当我们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想得更多的是我们怎么自强，如何改掉自己的很多坏毛病。这个可能是我的基本观点。就像“一号命令”的时候我们在挑战苏联一样，非常可笑，当时连我祖父那样的人都认为我们强大到一定能打过苏联人。但今天把那个牌摊开来说的话，我们大家都明白。
我觉得朱苏进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在过去，苏联没有垮台以前，世界上有两个大国，就是美国（和苏联），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超级大国”，这两个国家是可以称作超级大国的。这个时候所有的“第三”都没有可比性。这两个国家可以叫板，第三个想跟他们叫板的国家是不存在的。
时代周报：“文革”那段历史是不应被忘记的。
叶兆言：战争夺去了太多人的生命，能够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对战争其实是充满了一种厌战情绪吧，就是我这个小说中间其实贯穿了一种厌战情绪。我们都知道“一号命令”确实在非常紧张的形势下，当时完全可能打仗，国家可能陷入到最大的混乱中。其实那是这个国家非常危险的时候，我们今天不应把这段历史给忘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