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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孙皓晖先生的小说原著在国内有很大影响。原著内容庞杂，人物丰富，在电视剧改编拍摄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丁黑：我考虑过按照小说架构去安排整部电视剧，事实上，在整个改编和拍摄过程中，原著在精神气质和大历史观方面的呈现，始终是我们追寻和效仿的。不过，在我看来，从小说到电视剧的直接跳跃，到了《大秦帝国2》是无法完成的，这是文字和电视剧影像叙事方式的差异。 严格来讲，《大秦帝国2》不是从小说改编而来，孙先生（指孙皓晖）的原著，第一部相对好改，故事清晰、叙事简单，主要通过商鞅改革和老世族的反改革力量之间的戏剧冲突来呈现，小说也是这样的结构。 第二部小说的对立关系建立在苏秦、张仪分别主导的合纵和连横两股力量之间，这两人一个在秦国，一个领军六国，但两人故事是平行发展的，而电视剧毕竟是直白通俗的表达方式，起码老百姓需要看到主人公见面、发生故事，才能看得下去。 其次，原著小说情节是大段大段的，比如先用七八章讲秦国，再用四五章讲魏国，如果直接沿用这样的叙事方式，很可能变成拍四五集秦国的故事，搁下之后再讲四五集魏、楚、赵、燕的故事，观众就无所适从：到底是看一个戏，还是几个戏？所以拿小说直接改编，实在是难度太大。 时代周报：过去几年，国产电视剧流行的是穿越剧、戏说剧等，《大秦帝国2》被认为是历史正剧。作为历史正剧的拍摄，会考虑哪些因素？ 丁黑：作为艺术创作，应该允许各种类型的剧种存在，包括戏说剧、穿越剧，都应该存在，现在的老百姓被累着，想喘口气，就会喜欢比较娱乐的剧。 坦白说，在今天这样一个环境下，历史正剧少了它应有的位置，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跟穿越剧、戏说剧不同的是，拍历史正剧需要对大的历史事件有基本的尊重，不能瞎说，这包涵着学术界认定的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定位，这是一个基本出发点。在此出发点上，在叙述方式上，构建大的历史观，要有一种所谓的态度和情怀。 我是想讲得更巧妙、更生动一些，让故事里的人物去说话，既符合历史事实，又找到一个叙述方式跟观众交流，注重故事性、趣味性，注重交流的方式，把严肃的历史变成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交流，这里需要一个平衡，从美学标准上讲就是：宏大的叙事，具象的人物。 时代周报：你怎么理解秦这个王朝，为何它在崛起后又迅速灭亡？战国的这段历史对当下现实有无借鉴意义？你想传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念？ 丁黑：大多数中国人对秦朝的基本概念就是老子残暴、儿子混蛋，再把统一中国的功劳都记在秦始皇一个人头上。这是极大的错误，而拍摄大秦帝国系列剧，正是要追溯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带领观众重新认识那段历史。 比如楚怀王在今天看来就是一个顽主，当时的韩王是一个不成熟的情绪化的人，魏惠王刚愎自用、朝令夕改，这些形象本身就在传达历史的看法：这些国家为什么败下去了？ 再现历史是表达今天的感受，是一种抒发。今天的中国也面临着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秦国在当时也是如此，所以有其对照性。 秦国是中华民族的青少年时代，充满朝气、热情和生命力，没有经过后世文化的洗礼，不只是秦国，当时人的精神面貌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就像兵马俑，每一个的个子都在1.9米以上，都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极具生命力。那种一扫奢靡繁复的习气，是秦国所提供的政治制度让百姓的机会均等，尤其是为一般老百姓提供的上升渠道是畅通的，所谓不拘一格降人才。秦国打破了以往的社会组织方式，提供了平民依靠战功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渠道，秦国是战国时代外籍布衣将相最为密集的国家，商鞅、张仪、公孙衍、范睢、吕不韦、李斯……都是在秦国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人物，他们都不是秦国人。正是秦国对人才的重视，为它的强大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