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定量分析、仿真模型、电子表格拼出的中国未来 对自己有关未来40年的世界趋势预测，乔根·兰德斯充满自信，但同时他承认，“大部分同行、研究者并不同意我的看法”。 40年前，一群来自MIT的研究者利用计算机模型，试图对“在未来的一百三十年里，如果人类决定遵循某些政策，会有什么情况发生”这一问题作出回答。这项研究后来成了经典又极富争议性的著作《增长的极限》，乔根·兰德斯作为当时最年轻的项目负责人之一，参与了这项研究和写作。
《增长的极限》出版后的40年里，兰德斯担任过BI挪威商学院院长、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副总干事，在挪威陶朗公司、英国电信、美国陶氏化学公司等多家企业董事会或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任职，领导了挪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委员会的工作—他已然成为世界顶尖环境战略研究学者、罗马俱乐部（1968年，意大利学者和工业家Aurelio Peccei、苏格兰科学家Alexander King发起成立的一个研讨国际政治问题的全球智囊组织）的元老级人物。近期，他写作并出版了最新报告《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我希望通过科学的数据分析来告诉人们，依照现有的政策和行为，未来40年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在上海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兰德斯介绍，有别于《增长的极限》所给出的12种政策组合及其可能结果的情景分析，《2052》直接给出了未来四十年内在宏观层面将发生什么。与罗马俱乐部一以贯之的悲观主义判断不同，兰德斯惟独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甚为乐观。 数据基础上的理性警告 预测“在接下来的四十年中究竟会发生什么”的动机，兰德斯解释一部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另一部分则是为敦促整个社会开始行动。“这是在最准确的数据基础上作出的一个理性警告—我们有理由认为，它能够提高人类的认识，并改变堪忧的未来前景。” 兰德斯在《2052》中所言的“预测”不是某些预言未来的把戏。他承认，从现在到2052年这段时间中，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从科学的意义上来讲，其结果在一个狭窄不确定范围内，不可预测。 “在从事了一生关于社会经济系统的非线性动态仿真模型之后，我当然知道去预计未来世界中的个别事件是不可能的。超过五天的天气预报的弱点，就连最外行的人都能明白。但当它用来预测更加宽泛的气候变化时，就是另一回事了。从技术上来讲，对那些根植于世界体系中的稳定因果反馈结构的趋势和倾向品头论足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兰德斯说，“这本书包含的是我的有据猜测，这并非科学真理—在未来领域，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样的真理。它是一项去粗取精的判断，一项有理有据的判断。就个人而言，我相信我是正确的。” “我可以用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比如在对未来40年全球出生率的预测中，我所作出的曲线的前半部分，基于实际的过去40年的历史数据，是利用大量数学模型拟合而来的；而我对未来的预测，则基本遵循了历史趋势的结果—出生率持续下降。我当然也知道存在发展转折的可能性，全世界的妇女或许忽然开始追求更多的子女，但这样的可能性显然很小。”兰德斯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 《2052》猜测未来的基础，是一系列绚丽的定量分析。有关兰德斯“动态仿真模型”或许可以这样解释：现实不仅只有一个，多个平行的现实同时存在。没有一幅图景可以被称为“完整”；每一幅图片都是丰富多彩的现实—人类的生存状态—中的一个节选，“动态”就存在其中。进化也绝非一条直线，从目前的状态到达下一个状态，均为种种新条件作用的结果。所以发展道路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一条曲线，一个正弦波，一个螺旋式等等。兰德斯依靠历史数据，最终拟合出了未来40年的世界各国的道路形式，其前提是：各国基本制度保持不变。 此外，他还利用一套动态电子表格检测结果。这些电子表格是一些方程组，利用一系列微分方程式描绘这个世界。“这些电子表格在2052网站上向大众提供，你们都可以作自己的预测，然后看看结果会是怎样。”兰德斯介绍。 2052年，中国领导世界？ 兰德斯所描绘的2052，前景并不灿烂：世界人口的未来增长将比大多数人预想的要慢；部分与绿色经济有关的产业部门将会得到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各国将更多的资源用于修补和应对全球气候的灾难性后果等原因，全球GDP发展乏力，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将非常有限；社会紧张和冲突增加，从而进一步压低生产率的平稳增长。“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将在2052年之前看到局部崩溃，但还不会突破如石油、粮食和水等资源的极限。世界在2052年前能够供应需求的粮食，但贫困将使得许多人挨饿。” 兰德斯根据地区差异，将世界分为五个区域分别讨论：美国、其他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包括欧盟、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即除了美国外的OECD国家）、中国、14个大型新兴经济体（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河南非，即BRISE），以及世界其他地区（ROW，包括收入最低的21亿人）。 “五个大板块中，美国将在相当长时期内陷于停滞；欧洲的人均消费水平从现在起到2052年只会有小幅度的增长；被称为BRISE集团的国家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以及另外十个大型新兴经济体，将以正常进步的速度取得进展，但全球气候将为此付出代价；除了中国和以上地区外，世界其他地方仍将陷于贫困之中。”兰德斯披露其研究结果。 兰德斯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中国未来前景的乐观估计。他认为，由于中央政府对投资领域的强有力控制，它有可能为增强国家的长远未来而配置资本；中国有明确的增加公民收入的雄心；加上对环境领域不断加大的投入，中国还将在能源、粮食和其他基本资源自给自足的道路上取得显著的进展—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良好，同时，中国向经济主导地位的过渡将是和平的。 兰德斯在《2052》中的另一大重点，是对西方国家的金融市场和民主议会进行批判。“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对短期利益的注重将不能及时作出实现长期幸福所需的明智决策，从而使得市场不太可能落实必要的解决方案，而政府也不太可能出其他相关法规，因此不可能将更多资金配置于气候友好的解决方案。” 他甚至预言：“中国在2052年将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乔根·兰德斯：民主体制一向被人高估 乔根?兰德斯无法理解中国人对自身未来的悲观情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这次中国之行中，我接触的每一个人，包括各位来访问的记者，都表现出了对中国未来极大的忧虑和悲观。我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你们的悲观？或者说，哪些地方的改变会消除你们的悲观？”兰德斯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发出疑问，在这位利用历史数据预测出中国美好未来的教授眼里，中国人太擅长“杞人忧天”了。 时代周报：在《2052》这份报告中，你作了一个长达40年的预测。为何会选择40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你在报告中选取案例的原则又是什么？ 兰德斯：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在作这个预测之前，首先要判断现行的体系能够维持多久。如果现行的决策者能够在五年内改变世界，那么我最多只能预测四年；而依我目前的判断—现行的各国体制包括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也好，其他经济体也好，至少能够保持在30年内一些基本的体制不变—所以我能够以此为依据，作出40年的预测。 我在书中也呈现了一些案例和逸事，我选择的原则当然是与我的理论吻合的、能够支持我观点的部分，至于有些零散的、与我理论相悖的细节，我不会关注。当然，若是最科学的做法，应该一方面提出支持我理论的案例，另一方面也应该提及与我观点相悖的论据。但我非常相信这本书所预测的结果，所以我还是这么做了。 时代周报：《增长的极限》及其后续研究大多属于情景分析，描述了多种不同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并探讨及其利弊，建议制定相关的政策—这种方法通常可以被理解。而在《2052》中，你为何放弃情景分析，直接作出了到2052年宏观层面将会发生什么的预测？ 兰德斯：40年前我们出版《增长的极限》，探讨了十二条未来可能发展的路径，其中六条是好的，六条是坏的。40年里，我做学术、自然基金会甚至后来到企业去，都在说服人们选择好的路径，摒弃坏的路径，却都失败了。现在的世界，相比较40年前，更加不可持续。所以我不打算再做情景分析，我想直接告诉人们，依然现在的愚蠢行为和决策，40年后的结果会是什么。 时代周报：你为何惟独对中国非常乐观？ 兰德斯：我的确对中国非常乐观，但我确实是使用了现有的数据、利用计算机模型得出的结论。我有一些环境保护界的朋友，他们对于我有关“2052年还不会突破如石油、粮食和水等资源的极限”的结论也有不同意见，但我还是会利用数据演算结果说话。当然，这并不代表2052年之后，资源不会枯竭。我所说的，是至少在40年内不会发生的事情。 时代周报：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经济的确在持续增长，但普通的民众感受到的却是“国富民弱”：中国GDP经济总量一路飙升的背后，中国人的劳动收入从1983年占GDP的56%，一路下挫到近几年的36%。除此之外，还有高涨的税收、通胀、房价、物价。你如何解释这些现象？ 兰德斯：我当然知道问题的存在，但我也想说，中国人应该很清楚自己当下的生活远远比二三十年前要好得多。人们将经历社会的很多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优势和劣势，都存在问题以及可被改善的空间。但人们从乡村到城镇，再到后工业化社会，总体上的改善是很明显的。我相信中国人没有人愿意回到过去，所以从宏观趋势上，的确是越来越好的。 时代周报：你在《2052》里强调政府强大的决策力是美好未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对普通人而言，可能更需要一个个体生活得到改善，个体问题获得解决，个人声音被聆听的未来。 兰德斯：我在过去的40年里，经历了挪威、瑞士、美国三个完全不同的体制。以我的生活体验，我可以举一个反例：美国普通民众的收入在40年里几乎没有变化，美国全部的增长几乎都供养给了富人和精英阶层。美国人不愿意出国，要么是因为太穷了出不起，要么是对除了美国之外的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如果我们把中国放到这样的政体下，做任何的决策都要聆听国民的意见，都要花上十年的时间讨论—比如像伦敦建机场，讨论了20年连个跑道的影子都没见到—如果中国是以这样的形式发展，一定比不上你们现有的生活。我来自挪威，在五六十年代的挪威，200多个政客和一批经济学家为整个挪威作出决策，挪威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我觉得这样非常好。 民主体制一向是被人高估的。人们对民主的误解，是以为民众的意见能够达成一致。在一个国家中，90%是民众，他们为10%的政客拿意见。但这90%的民众至少还要分成20种不同的意见，他们所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最终的结果是互相制衡、争吵，达不成共识。 时代周报：所以可以认为，你觉得具有强决策力的政府更好？ 兰德斯：首先我必须要说，我非常害怕回答这样的问题：民主政府也好，集权制政府也好，哪一种政府好？没有任何一种政府是最好的。每一种体制都有优势和弱势。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强大的决策力，你们也看到了它的弱点和缺点。民主政府也有长处和弱点。 我在报告中说中国有一个集权式体制，并认为它会持续在未来保持不变。原因是这个政府基本上还是希望能够提高民众的收入—至少从数据上看中国人的收入是一直在增长的—所以至少这个政府是在做事情的，而且增长从眼前来看还能持续至少三十年。我相信中国人不会选择中断这样一个能够让收入持续增长的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