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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就是商人，以盘算营谋与勤劳吃苦生出利息，这是我们从早到晚想着的事情……商人是最不愿意生事，最愿意报效国家的一群人了。”这是汪宗昊说给首席军机大臣的话，讲得诚恳，听得无奈。
以前有人撰文说到徽商鼎盛时期代代相承，子弟谋生第一要务就是经商，而为儒家所尊崇的读书出仕只能退而次之。在“士农工商”的封建思想背景下，把“商”放到“士”之前，怕是也只有徽商会做出这样的抉择。“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鼓励经商，立志经商，成就大业，光宗耀祖。几百年的徽商史，其实承载着更多的徽州商人斗天斗地又斗官斗人的荣耀与屈辱、奋进与隐退的曲折历程。
“告老还乡”的文化命题总折射着中国人千百年来无法割舍的乡土情结，商道再广，也走不出祖宗福荫里的精神家园，北上恰克图，南下广州，成业扬州，功成名就，商名远扬，最后还是踏上归程，那个山村野道，那个口外牌坊，那个民居灯影，那个袅袅炊烟……放弃的可能是万贯家财，同时也有游子的惆怅，换来老母泪眼滂沱，伏在床前，无语凝噎，风雨商程，竟化作一声叹息，重拾农耕，夫唱妇随，养老送终，教子入庠，大清徽商，英雄嗟叹……
徽商是儒商，义利分明。以义取利，诚实经营，合法获利。义利之取舍痛快得让人心存疑惑。也许汪宗昊是个特例——这在老派徽商里也是这样的评价，他太特殊了，太有“个性”了，往往出格立异，已经见怪不怪，解人之难可以放弃生意白送布匹，为商之长久计送出十万银两帮人打点以期良好的从商环境。汪宗昊的成长是一条优美的弧线，从学生意的学徒，到独闯商界，拼搏进取，或布或茶或盐，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死心眼”的挑战自己的极限，抓住一切机会，成全自己的商人梦想。
《大清徽商》是一部大书，讲述徽商的发家和成长史，在“商”为末的年代里，还夹杂着商与官的连襟和斗争关系。商人就是逐利的，汪宗昊说的好，商人是社会发展的纽带，是经济肌体的血液，他们的政治地位并不重要，他们的生存只是希图有个稳定良好的经济环境，所以他们竭尽所能与大清王朝层层叠叠的官吏体系周旋。在国家机器为这群官吏把持的时候，商人就只能很“猥琐”地追随吏治的贪婪，他们想到了百姓的疾苦，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商人的手段来降低民疾可能会带来的社会不安定的风险——尽管这不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但是他们的商人思维里，从一出生就被灌输了这样的经商理念。“以义为重”、“义利兼顾，利以义取”的商业精神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会生事——这有悖于他们aihuau.com的从商之道，他们会为官家做奉献，从商人的逻辑分析，这肯定不是自愿，不得已而为之，官商不和谐，受伤害的无疑就是商人，这是哪朝哪代都会重复的案例。商人之为民，自有百姓的生存方式，那就是服服帖帖，以自己的“听话”来换取官家的信任，从而为自己的生活讨得一份自由，而这自由其实就是蕴含着代价的，往往就是这个代价催生了民与官的彻底对立。
还是因为徽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彻底站到“官”的对立面，就算是群情激奋声讨贪官污吏，他们的着眼点也还是扶持能够与他们和谐共处的“好官”，不会把他们逼上绝境就好，本本分分的做着生计，老老实实交着供银和税款——这是徽商的局限性吗？虽然他们的父母辈会认真劝导其读书出仕光耀门庭——这显然是和徽商不重教的说法有出入——出入是存在的，受着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徽州人，他们骨子里还是依存在对封建统治思维的敬畏与崇拜上，他们捐资助学而又往往辍学经商，这种矛盾伴随其一生，在遭遇官场的欺诈和腐败时，又会回头教育子女读书出仕，以一种悲天悯人、除暴安良的情怀欲拯救黎民（商人）于水火。
徽商是脆弱的，不管其经济规模达到多少。这种脆弱是对应封建官僚体系而言的，虽然不是赤裸裸的剥削和压榨，但是隐性的盘剥让这种脆弱变得不堪一击，于是抉择，于是牢狱，于是死人，于是不甘命运，于是从头再来，于是抉择……这样的循环，让我们看出了几百年徽商的“可怜的”奋斗，一部徽商史，一把辛酸泪。汪宗昊最后“挂病”而归，是逃离，又有不舍；是回归，又潜藏着复出。商场并不遥远，就在千百年的循环往复中变化；徽州并不遥远，但那回归的路上，又看到一拨拨背着包袱往外走的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