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经济政策影响生活：牛奶可乐经济学3》
随着应纳税消费额的提高，额外消费的税率也随之上涨。按累进所得税，边际税率一旦提高到一定的极限，就不可能不威胁到储蓄和投资的动机。可使用累进消费税，较高的边际税率反而强化了这些动机。 试想有个年支出1 000万美元的家庭，正在考虑要不要再花200万美元给自家的豪宅修个翼楼。如果消费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是100%，这个项目的成本就是400万美元。上缴税款可以帮联邦减少200万美元的赤字。如果该家庭觉得这笔钱太多，于是减少预算，只用100万美元来为房屋修建附加工程。那么，他们要付100万美元的税，并把省下来的200万美元存起来。联邦赤字减少了100万美元，而多出来的储蓄则可以刺激投资，带动经济发展。不管是哪种情况，国家都能收获好处，又无需富裕家庭做出什么真正的牺牲，因为要是所有人的房子都越修越大，最终结果只不过是重新定义“豪宅”的标准罢了。有了消费税，大多数邻居们都会缩减预算，在新翼楼上少花点儿钱。
累进消费税还将减少中产阶级家庭日增的经济压力。过去30年间，最高收入群体不光在收入上增长最快，享受的减税政策也极为优厚。他们的房子越修越大，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钱越来越多。这些豪宅改变了收入稍低者的参考坐标，令得后者也开始修建越来越大的房子。激增的支出影响了各收入层次的家庭。 举例来说，尽管中等家庭的实际收入20多年来并没有太大增长，但在当今美国，中等档次的新住房面积一般超过700平，比1979年大了40%以上。问题倒不是中等收入的家庭竞相攀比，恰恰相反，他们支出超过负担极限，往往是因为房子卖得贵的街区里学校也比较好。因此，一家人要是在房子上少花了钱，就必然要把孩子送到质量差的学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