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本土管理文化精髓：管人要靠恩威德》
当然，这首诗是站在被管理者角度来写的，也当然，我们今天的被管理者已经不再有"走狗烹"、"身首分"之虞了。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样的历史事件中提炼出一些有益的思考。比如，我们今天的不少管理者，口口声声说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却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有的为了在任期间出政绩，盲目压缩工期，以提前多少多少天完工来显示"政绩卓著"；有的为了马上出效益，大上一些短、平、快的高耗能、高污染项目，GDP上去了，当地环境却遭到了严重破坏。这样的干部，由于其出发点并非由"德"而起，即只是为了给自己升迁捞资本，不是为了真正造福百姓，因而在"施恩"过程中往往违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为谋求短期效益牺牲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为谋求自己升迁的既得效益而大量消耗当地的有限资源和大肆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其结果不但不能造福百姓，而且往往给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十分严重的恶果。 有本之木保安康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朱熹《观书有感》一诗中的句子，说的是人的思想因为读书而不断充实、更新和充满活力。在管理活动中，因权宜之计而给予的恩惠不会长久，就像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样缺乏长远发展的根本，只有建立在德之基础上的恩才会源远流长、才会有长久的保障。 北魏时期，崔浩和高允两个人奉命撰写北魏的国史《国书》。由于二人尊重事实、秉笔直书，从而得罪了不少的鲜卑贵族，于是这些贵族们就向太武帝拓跋焘进谗言。拓跋焘盛怒之下下令逮捕了崔浩，接下来又要逮捕高允。太武帝的儿子太子拓跋晃与高允曾有师生之谊，为了搭救老师，太子就对拓跋焘解释说："高允一向做事谨慎，而且地位卑贱，《国书》中的一切都是崔浩写的，与高允无关，所以请求您赦免高允死罪吧。" 拓跋焘问高允："《国书》果真都是崔浩一个人写的吗？"高允知道太子把所有的事都推到崔浩头上是想保护自己，但他还是如实地回答："我写的比崔浩还多呢！"拓跋焘大怒道："既然你比崔浩写的还多，那你的罪就比他还大了，我怎么能赦免你的死罪呢！"太子慌忙说："我以前问过他这件事，都说是崔浩一个人写的，现在他语无伦次，一定是皇上您把他吓坏了，他只是个小官儿啊！" 拓跋焘又问高允："真的像太子说的那样吗？"高允不慌不忙地说："太子因为我长期给他讲书而不想让我死，但我的罪过确实非常大，应该灭族。尽管这样，我也不能说假话来骗皇上。太子从没问过我，我也不能把所有的罪都推到崔浩身上。"拓跋焘对太子说："高允宁死也不愿意说假话欺骗皇帝，这就是正直啊，这就是忠臣啊！"于是赦免了高允。 我们试想，如果不是拓跋焘感于高允的正直忠贞而赦免了他，而是因为太子说情、高允说假话蒙骗过关，说不定哪天还会旧事重提、新账老账一起算呢。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是这样，一个企业也是如此。一家网络公司的技术总监想改变一下工作环境而辞职，他来到另外一家大型网络公司应聘。对他面试的是该公司负责技术方面的副总裁，副总裁对他说："我们欢迎你到我公司来，我听说你以前所在的公司正在着手开发一个新的软件，我们公司也在策划这方面的工作，能否透露一些你原来公司的情况？你知道这对我们很重要，这也是我们高薪招聘你的主要原因。"这位总监却说："我希望得到这份工作，但你们问我的问题很让我失望，看来我也要让你们失望了。对不起，我有义务忠诚于我原来的公司，即使我离开了，我也有义务这样做。与获得一份工作相比，我认为品德最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