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专题:《大萧条中的罗斯福:谁拯救了美国》
像往常一样,没有技能的工人是先头部队,紧随其后的是白领工人和技术员。专业阶层稍后才感觉到了震动,当教师和牧师们的薪水被削减或沦为白条的时候,其他专业群体的业务也迅速下降,而收费却越来越难。即使在1936年,医生们的收入也依然比他们在1929年的水平要低18%到30%,律师的收入要低18%到38%。 收入降低和流动资本减少的另一面,就是失业的人数。1930年4月,从胡佛总统下令,挨家挨户调查失业的情况显示,失业人员总共有300万稍多一点,相比之下,有4,500万人有报酬地被雇佣。但大潮涨得很快,1931年1月,商务部根据取样所作的一项专门普查显示有600万人失业。在这一年结束之前,几乎所有评估者都同意:失业人数已突破千万大关。多亏了季节的因素,以及或进或退的局部波动,全国的图景才经常改变。 失业往往还自我繁殖,那些拖家带口的赋闲男人,都不得不参与争夺任何收入微薄的零工岗位。储蓄的耗尽和投资的损失,迫使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也加入到这场疯狂的搜寻中。 可是,胡佛总统对记者们说:"并没有谁真正挨饿,拿那些流浪汉来说,他们吃的就比过去什么时候都好。纽约有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10顿饭。"《财富》杂志在1932年9月号刊登文章干脆骂总统撒谎:"应该说有2500万人衣食不周,这才是美国经济状况比较准确的描写。"活活饿死的事例,《财富》杂志、《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和国会听证会都记载了不少。 如果说1931年那依然愉快的绝望具体体现在歌曲《生活就是一碗樱桃》(Life Is Just a Bowl of Cherries)中的话,那么,1932年更严酷的下降则被体现在《兄弟,你能省一毛钱吗?》(Brother, Can You Spare a Dime?)中,这是代表受害人,比如失业退伍老兵或工业帝国被抛弃的建筑者发出的呼吁。 1930年6月的《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最清楚地显示了有些人拒绝承认经济相互依存的事实。1918年的停战让人们看到,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了一个大债权国。而美国公民在国外的个人投资增长得如此迅猛,以至于其投资总额从30亿美元猛增到了1932年的140亿美元。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生产大国,美国天真地把对外贸易解释为在交易中卖东西的权利,而只有很少、甚或没有买东西的义务。 的确,外国倾销的噩梦,导致农民和实业家都大声疾呼,要求制定迄今为止最高的保护性税率,并在1930年成功获得了平均40%的关税税率。胡佛总统希望把该法案主要限制在少数几种农产品,但他的建议被否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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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被解释为一场经济战的宣战书。它所遭遇的报复性关税、配额和反美禁运是如此迅速,以至于有25个国家在1932年加入了这场报复,从而让美国的出口量减少了一半。这种恶性循环带来了另一个扭曲。为逃避这种联合抵制的威胁,在《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实施的头两年,美国的制造商们在外国开设了258家工厂,其中包括71家工厂就在加拿大边境线的那边。普通美国人如何看待这些事情,取决于他所在的地区,所持的政见,以及所从事的行业。 《美国商业》月刊说:美国企业家是"全国最有力量的人"。可是到了证券市场崩溃3年后的时候,孩子们却唱起这样的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