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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俗语称，一山不容二虎，随着李开复的离去，杨文洛与刘允分别接替其在中国工程与研发、商务与运营方面的职责，这种双龙头式的管理架构能否逃脱这一宿命呢？□本报记者 公秀华/文李开复被外媒称为谷歌的中国面孔（thefaceofGoogleChina），这次他的离开，新领导团体的亮相无疑会使Google在中国市场的战略发生相应的变化和调整，伴随着那个明星般熟悉的面孔离去，Google在中国正式变换了面孔。 9月7日，就在李开复在距离谷歌总部数十米之遥的启迪俱乐部举行新公司发布会后，谷歌中国新的管理团队也集体向公众亮相。之前的猜测终于被证实：李开复原来的工作被一分为二成运营销售和研发，上海工程研究院院长杨文洛将接替其负责谷歌在中国工程与研发方面的职责，原本负责谷歌大中华区销售业务的全球副总裁刘允则将接替其谷歌大中华区商务及运营方面的职责。 李开复走了正如4年前离开微软一样，李开复的这次离开又引起一片舆论哗然。 不管是否有炒作成分，他的离开、新公司的发布会以及即将出版的新书却成功地吸引了公众的视线，甚至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反而显得少有人关心谷歌在中国的变动。 这种关注当然是有道理的。 这不仅是由于李开复的明星效应，更是因为他在这4年内所做的成绩。虽然有人认为李开复主政期间，谷歌多少还是和中国人的文化习惯有些格格不入，也没有体现出多少李开复的个性代码，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的功劳：带领Google进入中国；把谷歌中国团队从1人发展到700多人；将谷歌在华市场份额从2006年的16.1%攀升至目前的31%……在谷歌进入中国4年，经过众多困难和波折终于进入较为平稳的发展状态，这样的时刻选择急流勇退，李开复的突然离去的确惹人联想。 自2005年李开复加盟后，Google就开始了在中国的布局，可以说李开复在谷歌的4年，就是谷歌在中国的蹒跚走至今天的历程。 李开复一直怀揣着一个教育梦，很早之前他就致力于大学生的教育工作，不断在各大高校开讲座，他的博客几乎全是关注教育的内容，他还为学生创办“我学网”，这些不仅是他后来离开谷歌而从事帮助青年创业的伏笔，也在谷歌前期的市场推广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无论是谷歌的人才招聘还是企业文化建设都充分利用了李开复多年来在国内高校积累起的声望。 虽然Google在美国是老大哥的角色，但是进入中国也需入乡随俗才能赢得用户。这一点李开复很清楚，所以在这4年的发展中，李开复并没有复制美国总部的研发模式，而是着力进行本地化的转变。 不仅将Google这个在中国略显拗口的英文名称改成谷歌,还开始组建本地化的研发队伍，关注如何做好中文搜索。而这些完成后李开复又开始考虑如何完善产品线，把落后的产品修补好，把用户需要的缺口补足。在这样的思路基础上谷歌相继推出了谷歌地图、MP3正版搜索等一系列产品。 2008年8月5日，谷歌确定投资巨鲸音乐网，双方共推免费的MP3搜索服务，其中巨鲸提供音乐内容，谷歌提供搜索技术。这一业务是谷歌在中国市场首创，全球尚未有接触。 谷歌地图是其2008年的又一个亮点，而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谷歌还曾针对热点事件推出过春运地图、雪灾地图、抗震地图、奥运火炬传递地图等产品。今年年初随着3G牌照的发放，谷歌又开始将核心搜索产品进行优化，并移植到手机中。 “我们压抑着做更酷、更炫产品的欲望，努力耕耘最佳中文搜索。今天，谷歌中国的搜索质量已堪称最精确、最完整、最即时。”李开复在其《再见，谷歌》的公开信中这样说，“优化中文搜索后，我们又开启了数十个产品，让谷歌中国的版图渐渐清晰。其中谷歌地图、谷歌手机地图、谷歌手机搜索、谷歌翻译都已经达到中国第一。另外，音乐搜索的推出，可以让网民首次享受到正版免费的音乐，创立了全球音乐下载的崭新模式。” 而市场研究机构易观国际的统计数字显示，2005年谷歌的市场份额一度跌到谷底，只有13%，而到了2008年，谷歌的市场份额已经上升到27.8%，2009年谷歌的市场份额则首次超过了30%，这些数字正是对李开复这些努力的最好诠释。 “枪口下的Google” 但是这4年对于李开复来说却并不是十分轻松惬意的4年，从辞职惹来官司、网站备案造假、偷税再到“涉黄”，李开复这个总裁似乎一直都颠簸在风口浪尖上，而谷歌在中国的发展也堪称坎坷艰难。 首先是来自本土互联网公司的强势竞争。与传统跨国公司不同的是，跨国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市场大多遭遇过铩羽而归的局面，MSN和 ebay在与中国土生土长的QQ、淘宝的较量中明显处于下风，而Google进入中国后也与强敌百度狭路相逢。 根据易观国际今年5月发布的《2009年第1季度中国搜索引擎市场季度监测》显示，百度的市场份额达到59%，虽然相较去年第四季度的62.2%有所下降，但仍稳居第一名的位置；谷歌中国的市场份额虽首次超过30%，但比较百度仍有很大差距，可以说谷歌一直没有从百度那里夺取太多的市场份额。 李开复在谷歌不但要面对一些得力助手的相继离职，还要处理这个搜索巨擘进入中国所面临的各种水土不服。尤其是2009年谷歌被曝光搜索内容含有大量淫秽色情信息，这让谷歌陷入人们的口诛笔伐中，也让李开复和他的团队十分耗神。 而在将谷歌产品本地化的过程中，也遭到来自美国总部以及很多人士的批评。Google自开始创办时就提出“不作恶”的理念，以客户的利益优先，但是进入中国后，中国的审查制度却要求将用户资料报给政府，这无疑与他们的原则和信念是相违背的。有教授和专家评论：“Google想到中国去赚钱而不是带去民主”。美国《时代》杂志用“枪口下的Google”来形容Google在中国的处境，甚至认为Google的信念被中国绑架了。 而对于李开复和他一手带大的谷歌来说，这种形容的确很贴切。一方面是谷歌在中国面临极大的困难和挑战，而另一方面还要面临来自美国总部及西方世界对其本土化过程的质疑甚至抨击：不断上扬的业绩并没有得到赞赏，而是被很多人认为是Google对中国市场妥协换来的。 为争取更大的自主权，平衡企业价值和市场冲突，据悉李开复曾每个月去一趟矽谷总部，而每次都有两个固定项目：向首席执行官施密特汇报以及向总部那些对中国质疑的同事发表演讲。 一直以来李开复所领导的Google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夹心层里，而他的本土化过程在业内很多人士看来也是不彻底的。 有着7年互联网从业经验，如今是北京江泰时代信息技术公司创建人的沈禄政认为，谷歌的本土化过程就像穿唐装，却还有两个袖子没穿好。在他看来，谷歌缺乏对国内16—25岁的年轻用户的聚合，这部分用户是谷歌的短板；同时，谷歌没有根据中国市场特征获得快速反应的授权。 一山能否容二虎？ 即便各界对于李开复的评价不一，但是谷歌近年来市场占有率的不断上扬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他离去后新的继任者能否延续甚至超越他的成绩就存在很大的悬念了。尤其是在谷歌公布了李开复原来的工作将被一分为二成运营销售和研发，实施新的“双龙头”管理架构后，关于这种架构的优劣以及其在中国市场的作用就画上了一个问号。 而对于这个微妙的变化，负责谷歌工程与研究高级副总裁 AlanEustace解释说，这一管理架构上的改动是为了和全球的结构一致。“销售和产品研发分开，将使得公司每项工作都更加专注。” 据AlanEustace介绍，这是Google在全球各地惯用的体系设置机构，而在4年前刚进入中国时没有那么大的销售团队，所以就设立了李开复这样的职位，利用他既懂技aihuau.com术又懂管理的优势迅速在中国市场发展壮大，而未来坚持和全球统一的结构体系相一致将是谷歌的趋势。 “这样的管理架构并不适合于中国，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中国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尽管杨文洛与刘允理论上是分管销售与技术，但是他们两个人是平级的，并且没有本土的直属上司，这意味着大的决策他们将不得不商量执行甚至是请示Google总部，这会导致决策缓慢。”一直以来关于谷歌的自由撰稿人杨涛对记者说，李开复带领谷歌取得进步是基于具有很大独立决策权基础上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决策权，后期面对来自国内搜索引擎的竞争将会更加被动。“谷歌这样做是不进反退，虽然这样做实现了权力的制衡和回收，但是也让谷歌几乎是退化到了李开复进入谷歌之前的状态。” 在杨涛看来，无论是Google中国正式改名谷歌、启用Google.cn、启用G.cn、大规模的市场合作推广（网吧、软件捆绑等）、收购265网址导航、入股天涯社区推合作产品，还是大幅加强了与政府的交流合作，都是在李开复有着足够决策权的前提下，而未来的双龙头架构，预示着李开复模式的结束。 “暂且不去考虑别的问题，现在的状况是有两位决策者，这就等于本土职业经理人的权利被限制，他们只能做一些小的常规的决策。他们是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这与李开复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决策权将由Google总部执行，或者未来空降进来做。”杨涛说。 权宜之计？ 而在沈禄政看来谷歌现有的管理模式带有强烈的过渡性质。 “首先，李开复的离开给予Google总部的缓冲时间较短，无法在短时间内任命一个能构建并实施中国战略，并与总部有良好沟通的领导。”他向记者解释说：第二，谷歌中国现在缺乏像李开复那样的明星领袖，与李开复同期进入谷歌的领导层不少已经先于李开复离开；再就是这种双头的管理模式或许在国外公司可以被视为减少风险和加强公司内部监控的工具,但它似乎还并不适合中国本土企业。 事实上，在2007年4月GoogleCEO施密特来华时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在未来会坚持一个总裁的任命机制，但在9月7日新领导亮相时，AlanEustace却明确表示，未来谷歌将与Google在全球各地统一的结构体系相一致，那么AlanEustace的说法如果兑现，就意味着施密特将要违背自己的承诺。 “我个人认为这种管理模式，仅仅是短时间的权宜。Google总部或许有意愿在国内尝试这种管理模式，这有助于Google总部对谷歌中国的监控。但因为国内自身商业环境与自身的文化底蕴，我并不认为这种模式能带来公司业绩的提升。”沈禄政介绍说。 而Google在全球的一些区域采用了双头的管理结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Google是一家技术见长的公司，它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对各地方的技术实现共享与互通。 “实际上Google的这种管理模式很早就开始实施，早在2006年的时候，就向全球各地区推广。对外所提倡的是‘最好的管理人员与最好的创新者协作’。”沈禄政说，“北美、北欧、日本都采用了这种管理模式，对于这种模式的实施效果，我不好做判断，这几个地方的成功不能归功于双头管理。但在中国我认为这种模式会影响决策效率，网络产品是虚化的产品，最重要的是迎合消费者。而我们国内的网络消费者处于网络使用的初级阶段，他们仍旧习惯免费使用，仍旧有强烈的新鲜感，也更容易转移，而且转移成本很低。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网络公司要满足消费的需求要更迅速。而双头管理，特别是研发的相对独立，无疑会影响决策的效率。” 而杨涛预感，谷歌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可能不会延续几年以来的良好增长势头，将会遇到一些前进的阻碍，这样的阻碍来自于双龙头管理架构缺陷导致公司缺乏攻城略地的锐气以及跨国公司决策缓慢的通病。 “无所谓过渡不过渡，未来的发展取决于谷歌以后的走势。”杨涛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没有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采用这样的分权策略，而且不设置本土的最高决策者。 “离开了李开复，谷歌现在显然没有明星。总部对中国的掌控力将更大。美国化的思维进一步进入谷歌内部。双头管理模式下，谷歌的创新速度将会放缓，沟通的成本将会增加（特别是时间）。互联网任何时候都是以快速满足消费者为基石，做不到这一点，对其他的搜索引擎而言是一个机会。”沈禄政这样对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