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经济学经典巨著：经济周期循环论》
在美国，发展的强度可能比在欧洲使这个波动更加显著。阿弗达农已经表明，萧条时期价格的下跌，平均上只构成一个低的百分比，并且真正大的波动是在个别物品的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它与周期运动没有什么关系。对于所有大规模的一般性的运动，比如战后时期，这些同样可以说明。当那些事件（恐慌、破产的蔓延等等）的非正常过程且不断变弱的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不可预测危险的焦虑都消失的时候，公众意见也会对萧条作出不同的判断。? 如果我们考虑到萧条会给不同类型的个人带来什么，以及从他们那里取得什么--这些总是从事件的非正常过程的现象中提取出来的，在这里我们对此并不涉及。那么，我们就能看到萧条时期的真实特征。它使企业家及其所有的跟随者，尤其是那些偶然幸运地或者投机性地享受到繁荣期间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果的人们，失去了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尤其在投机的场合下，这就极不完善地被暴跌中出现的看跌的可能性所代替。在正常情况下企业家已经获得利润，而且已经将其包括在现已建立起来且经过调整的企业中。但他不再进一步产生利润，而相反，他会受到亏损的威胁。一般情况下，即使在事件的理想过程中，他的企业家利润将枯竭，他的其他作为企业家收入的部分也将达到最小值。
在事件的真实过程中，许多不利的影响，尽管被已经提及的一些因素所减弱，还是会发生。与老企业有关联的现存事物，它们正竞争性地被征服，当然会遭遇到困难。拥有固定货币收入或者其收入只是在一个较长时间之后才会变化。这些人，比如领取养老金的人、收取租金的人、政府官员，以及长期出借土地的地主，都是萧条时期的典型受益者。他们货币收入的商品内涵，在繁荣时期已经被压缩，而现在却扩展了，而且，在原则上，确实它现在扩展的程度一定比过去被压缩的程度更大，这一点已经说明过了。 进行短期投资的资本家，从单位收入和资本的已经增长的购买力中获利，而由于更低的利息率受到损失。理论上，他们的损失必定大于收益，但是众多的次要情况--一方面是损失的危险，另一方面是高的风险补充和恐慌的需求--使这个原理失去了它实际的重要意义。那些没有用长期合约把地租以货币形式固定下来的土地所有者--从而首先是拥有土地的农民--他们在根本上与工人所处的地位完全一样，所以，现在对有关工人问题的论述也适用于他们。在实践中很重要，而在理论上不值得考虑，人们对这种差别通常太熟悉了，所以我们不打算对此论述。 ? 在繁荣时期，工资必然会上涨。因为当次级波上升时，那些新需求主要是对劳动的需求。首先是企业家，然后是那些扩大经营活动的人，直接和间接地对劳动的新需求。因此，就业量必然首先增长，同时劳动工资的总数量也随之增加，然后是工资率以及随之的个别工人的收入的增加。正是由于工资的上涨，引起了对消费品需求的增长，这又导致了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由于那些在理论上与工人同等重要的土地所有者，其一部分收入因上面提到的原因没有随工资的上涨而上升，而固定收入根本不会增加。所以，工资总额的上涨不仅只是名义上的，而且相当于更大的真实劳动收入，同时也相当于尚未增加的社会产品中的更大的份额。这是普遍真理的特殊情况：如果并且只要新创造的购买力在对消费品价格产生影响之前必定首先对工资产生影响，那么，通货膨胀就不会立即损害工人的利益。只要情况不是这样，或者工资的上升遇到外界障碍（比如，世界大战），那么工资就会以经常说到的方式滞后于物价。如果通货膨胀确实是消费中产生过剩的工具，比如说，如果战争是靠通货膨胀来融资的，那么因此造成的经济系统的贫困也必然会对工人的地位作出反应，即使这种反应不像对其他群体的地位所产生的反应那样严重。但在我们这种情况下，显然出现了相反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