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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下一轮全球趋势：决定你未来的15年》
更加出人意料的是，其后10年，都柏林（爱尔兰首都——译者注）竟然采纳了惠特克的建议，废止了对外商拥有爱尔兰企业的所有权限制，停止征收出口企业外贸盈利的法人税，单方面降低进口关税，与英国谈判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宣布有意加入欧盟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直到1973年，法国最终不再反对英国加入之时，爱尔兰才被欧共体接纳。然而，即使在上世纪60年代，由于大量讲英语的低薪工人——还有减税新政策——开始吸引欧美企业进入，爱尔兰年度经济增长率就已跃升到4%以上。到1970年，已经有350多家外资企业在爱尔兰设立分支机构，因此，爱尔兰最终加入欧共体之后，迅速成为美、英两国工业企业向欧洲转移的低成本目的地。由于二战期间爱尔兰保持中立，因而无法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导致其在欧共体内部相对贫穷，这反而使得爱尔兰不得不集中财力，重点保证基础设施建设与国民教育的资金投入。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不过，爱尔兰的新经济战略要真正形成合力，还得假以时日。整个20世纪60年代，爱尔兰经济发展还是高度依靠传统农业，农产品大多出口到英国，尽管大量人口移民国外，国内失业率还是一直居高不下。1965年， OECD关于爱尔兰发展前景的分析报告特别强调了教育问题，爱尔兰政府因此于1967年免除了中学学费，并免费运送所有孩子上学。教育程度随之开始提高，到70年代中期，就业、人口与国民收入全部开始增长，增长速度是半个世纪之前爱尔兰独立以来的最高水平。 爱尔兰大幅提高公共投入，这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政策所见略同；爱尔兰抛弃保护主义，欢迎外企进入，则表现出对后来中国采取的成功政策的先见之明。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爱尔兰就下决心成为欧洲市场的生产平台，集中精力发展需要高技能、高工资劳动力的高科技产业，特别致力于计算机、医药品与医疗设备的生产。到1975年，美国两大计算机主机制造商阿姆达尔（Amdah）公司和王安电脑公司、医疗设备制造商巴克斯医疗器材公司（Baxter Travenol）、医药制造商默沙东（Merck Sharp）和沃纳兰波特（Warner Lambert）全都在爱尔兰建立了新工厂，450多家外资企业为爱尔兰贡献了2/3的工业产出。随着引进的外资企业不断增加，爱尔兰继续扩大公共教育投入，从而储备了大批高技能劳动力。1965~1980年，中等以上学校在校学生数量翻了一番，之后20年，高等院校在校人数又翻了一番，35年时间，增加了6倍。 爱尔兰大力投资公共事业，因而赢得了广泛赞誉，受过较好教育的高峰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之时，经济发展创造的大量新增高技能就业机会正在虚位以待，哈佛大学著名人口学者和经济学者大卫?布鲁姆（David Bloom）与大卫?坎宁（David Canning）称之为人口红利。布鲁姆与坎宁研究发现，要想实现持续进步，人口高峰之后必然出现人口低谷，如此一来，国民就业率才能缓慢提高。上世纪80年代，避孕措施最终合法化，人们不再钟情大家庭，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大批妇女外出工作，爱尔兰生育率开始降低。据布鲁姆与坎宁计算，人口因素为爱尔兰贡献了1/3的经济增长——略低于东亚地区。欧洲大国及日本同样获得了人口增长的前期好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称之为“奇迹”——但是，因为没有针对全球化的后续改革跟进，这种好处没能持续下去。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爱尔兰的发展进程差点陷入停顿，直到再次采纳专家建议才又重新开始。在70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冲击之下，爱尔兰工人日益增长的工资收入不断缩水，都柏林财政预算再次出现巨额赤字，政府货币政策趋于宽松，到80年代前期，通胀与失业回潮，经济增长随之戛然而止。1985年，爱尔兰财政赤字接近GDP的1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出警告，爱尔兰将要迎来财政崩溃，货币危机在所难免。比IMF警告更为急切的是个人反应，爱尔兰研究人员与新闻记者注意到，很多精英人士为了个人前途而远走他国，有爱尔兰哈佛大学之称的三一大学（Trinity College）毕业生，甚至全部同学选择出国。整个80年代，总计约有200 000万爱尔兰人移居国外，接近全部人口的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