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下一轮全球趋势：决定你未来的15年》
有些技术进展的实现可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经济学家称之为“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最早开发这些技术的美国人不见得就比英国、德国、日本或印度的同行聪明——但是，当上世纪80年代IBM公司正在物色微机操作系统开发人员的时候，互联网尚未正式成型，该领域所有聪明的欧洲与亚洲年轻人都被隔绝在大洋彼岸。而在今天，所有的IT开发人员不管身处何方，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获悉这个绝佳机会。不过，在美国的工作机会与潜在回报通常还是会多一些，因为美国IT行业规模庞大得多，而且工资税率一般也低于其他国家。为什么美国有1/3理学博士学位、3/5工学博士学位授予外国学生，为什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拥有博士学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将近一半也是生于国外，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约有40%的硅谷新兴公司是由印度发明家与企业家创立，为什么来自欧洲与亚洲成千上万的年轻技术人员选择在美国工作，如上所述，美国独有的吸引力可以合理解释这些现象。几年之内，欧洲与亚洲的开发人员将会取得人人称奇的突破性成就，但是，美国在IT创新方面的综合优势地位还是十分稳固。
美国的这种优势并不限于IT行业。社会科学家通常根据研发投入所占GDP比重来分析一个国家的研发情况。但是，在全球创新竞赛中，更为重要的是投资周期的长短，以及研发结果的商业化程度。在这方面，美国还是表现出广泛优势。例如，2003年美国的研发支出接近3 000亿美元，而欧洲各国的总和为2 100亿美元，日本只有1 000亿美元，中国更是不到800亿美元——并且2003年各国研发投入差距比1990、1995年都要大。这正是美国发明家与美国企业在生物科技与纳米技术这些很有前途的领域拥有早期领先优势的原因之一，这些领域涵盖转基因食品（大部分欧洲国家政府对此持抵制态度）、个性化医疗、重度污染水过滤、先进太阳能技术等。在这些领域，美国的早期领先优势最终也可能无关紧要，因为谁也说不准哪种新兴技术一定会产生深远的经济影响与商业价值。不过，今后如果一旦有这些领域的某项技术带来滚滚财源，那么这种情形最有可能出现在美国，因为美国年度研发投入、跟踪最近技术突破的科研院所与新兴公司数量都比其他国家多得多，而且每年还有200多亿美元的私人长线风险投资，随时准备投向尚未成熟的新兴技术。 如果说美国在先进技术方面的实力如此强大，那么在这些领域为什么还会出现巨额贸易赤字呢？难道真像公共评论员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最近警告的那样，“美国正在拱手让出技术领先优势地位”？普雷斯托维茨与其他一些人得出结论，为了保持美国在先进技术领域的竞争力，需要制定新的产业政策，向先进技术的开发与使用提供政府支持。不过，数据显示并非美国正在丧失技术优势，而是美国的技术型企业已经实现了彻底全球化。美国高科技领域贸易赤字，半数由于美国技术型企业海外分支机构的对美出口造成，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结果更加明白。此外，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最近报告：过去20年，在高科技产品制造领域，美国企业的全球领先优势实际上获得了极大提升。不到20年前，欧洲、日本与美国在这个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都是25%稍多，到2003年，美国高科技产品的市场份额接近40%，而欧洲下降到18%，日本更是只剩下10%。 研发领域发生的变化也是一样，因为欧美之外国家研发投入的增长很多都是来自当地美国企业。例如，英特尔就在以色列、印度和俄罗斯设立了跟加利福尼亚一样的高级研发机构，IBM也在瑞士、以色列、日本及中国建立了与纽约和圣何塞相当的研究实验室。当然，最重要的研发任务还是由发达国家规模庞大、精细复杂的研发机构完成。西方跨国公司在几个发展中国家迅速加强研发活动——2005年，《财富》500强企业有1/5在印度开展研发活动——目前为止，还是主要集中于已有产品在本地及区域性市场上的适应性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