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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下一轮全球趋势：决定你未来的15年》
2007年，发现中国出口商品危险或致命的报道一起接着一起，中国发展过程中，强大的制造能力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巨大落差，清晰无误地呈现在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面前。美国进口的中国商品中，虾与鳗鱼受到违禁化学品污染，童装甲醛含量超出安全标准900倍，玩具使用了含铅油漆，宠物食品受到具有潜在致命危险的三聚氰胺污染，牙膏防冻剂中含有有毒化合物。最后还有，中国制造的止咳糖浆因为含有有毒物质，导致300多名巴拿马人丧命。由于中国选择了基于全球化的、独一无二的发展道路，20年不到时间，就从一个毫不起眼的出口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出口国，但是其管理与执行能力还很原始。中国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消费产品安全管理部门的对应机构。中国也还没有足够的行政资源创建一套中央级的食品药品管理体系——在这个关键领域，六个部门职能重叠，时常出现权力冲突，没有一个部门具备实施真正管理的足够人手与健全体制。 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与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的监管能力之间存在极大差距，这将会给中国经济今后几年的发展带来严重影响。比如，中国制造的普通药物已经在国际市场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其中有人估计，中国生产的青霉素、阿司匹林及非处方药维生素占了世界市场的大头。最近，欧盟监管人员发现，中国生产的维生素A中含有致命细菌，美国有关部门也在含有产自中国的维生素C的产品中发现了砷、铅、铁的踪迹。在中国的监管能力赶上需要监管的产品的生产能力之前，来自中国的有毒药品及其他产品可能就会毒死美国人或欧洲人。如果这样，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国制造”必将成为一个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品牌。 未来10~15年，中国如何处理影响深远的经济畸形与发展缺陷，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除了继续执行快速发展制造业的路线，中国领导人可以接受或容忍的改革力度。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进程，跟开始阶段一样，还是主要取决于政治。 从基本原理上说，这些问题直接来自中国政权获得与政策形成的独特方式。在现行中国政治制度下，各个政党、政府部门以及利益集团之间，不存在妥协与竞争。而在其他国家，决策者在制订政策时，这些力量都会迫使他们顾及该项政策对一般企业和普通百姓的影响。例如，如果政府部门之间、白宫与国会之间、国会内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不同派别之间、环保组织与企业集团之间、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以及两党与上述各种力量之间不能进行数百次的折中妥协、达成一致（在这个问题上，独立法官也可以有自己的意见），那么美国政府就无法开放阿拉斯加的部分荒地，进行石油钻探。所有辩论与立场都会被媒体报道，因此美国公众就会形成自己的观点，民意测验机构又会对公众意见进行调查报告，结果就会改变或强化政府、国会及相关各方的立场，促进相互之间的沟通协商。在欧洲国家，往往由多个政党或党内不同派别组成议会多数，尽管这种制度通常可以保证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行动一致，但是决策制定过程与美国大致相同。最后结果都是一样：民主国家的经济决策几乎都费时甚久，其所产生的最终效果往往微乎其微。即使那些无权无势的个人或团体，也让他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影响，好处就是最终决策考虑到了社会主要群体与多数企业对决策结果的承受能力——至少可以让他们知道将要承受的后果。 中国的政治运作方式可不是这样，中国的所有关键经济决策都是由九名政治局常委做出——社会、外交、国防、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政策也是一样，其他任何个人、团体、机构都不能否决、反驳、修改这些决策。在现代化道路选择上，这九个人的看法并非总是完全一致。2005年，政治局公布的简要文件清晰地描述了几个常委的基本观点。九常委中的四位在经济决策方面的分量最重：总书记胡锦涛、总理温家宝、书记处第一书记曾庆红、政法委书记罗干。除了温家宝，其他人都坚持继续促进外资转移，推动未来10年国内技术进步，以扩大出口作为确保国内经济快速增长、中国全球影响力不断提高的最佳途径。他们也都下定决心规避国有企业快速私有化过程中遭遇“俄罗斯陷阱”。如果这种思维贯彻到下一届领导集体——政治局常委会自己选择继任者——几乎可以肯定，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面临的现有压力与矛盾还会进一步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