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政府有钱为何不如民间富有：金融的逻辑》
金融技术的发展与家庭、社会文化
金融发展与否对个人、对家庭的幸福和不幸福的意义到底还在哪里？在现代金融经济学模型中，我们一般都假设已经有很多的证券品种，可随便供你选择，你需要考虑的只是怎么组合搭配这些证券品种，由此安排退休养老、规避未来收入风险、防范未来不测之灾。过去两年我一直在思考，在美国确实有很多证券产品可供选择，金融证券市场已很发达，你需要做的真的只是做数理分析，为最优组合求解。但是，在传统社会里，你没有什么金融证券产品可供选择，那么在古代或者在现在中国的农村，人们是不是就不需要安排这个消费与投资组合、规避未来风险呢？如果需要，他们又是如何去实现呢？ 实际上，自古以来，不管有没有完备的金融证券市场，人们都不可避免地需要针对退休养老、针对未来收入风险、针对未来不测之灾而提前进行规避，也就是要面对我们在经济学中讲的消费与投资组合问题。为什么呢？有一个很抽象的架构，比如从今年到明年，我可能运气很好，赚很多钱，也可能是运气不好，亏很多钱，后年也同样是这个样子，由此一年又一年地让命运带着走。在任何一个社会和时代，任何一个人从出生到工作、到晚年都会面对很多的不确定性。传统社会没有汽车，也就没有汽车保险，但会有水灾、旱灾、火灾、地震，或者生病，防老等需要。这些都是从出生开始都不可避免的问题，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每个人都会有风险规避的自然要求。 但问题是，在传统社会里，没有股票，没有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也没有退休金和住房按揭贷款，他们是怎么去规避未来风险、安排不同年龄时的生活需要呢？他们靠的是后代，靠的是家族、宗族。如果按照现代金融理论的角度去理解，家庭的后代就是他们的股票、退休金、保险、信贷，这些证券被人格化地表现在后代的身上，后代是这些证券工具的具体替代。养子防老就是一个投资的概念，而且不仅仅是一个投资的概念，还是一个保险、信贷的概念。我今天把钱花在儿子身上，他到时候都要还回来；我今天把所有的保都投到他身上，但是等我老了要靠他。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过去传统社会里的证券并非不存在，而恰恰是以人格化的形式被具体地表现在后代身上。 我们今天讨论的公司治理、股东权益保障问题，强调的是要用外部性的法律、法院和行政手段去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如果我们把这些概念套在传统的家庭理念上，那会怎么样呢？父母亲作为投资方，作为保险的购买者，他们以后的利益，或者说传统社会中父母投在后代身上的养老金、保险金、信贷等，靠什么机制来保证呢？靠什么机制保证父母亲作为投资者能有所回报呢？传统社会里没有可靠的法院，你不可能要求法官来维护你的合法权益，你可以投诉到县太爷，但那些县太爷没有工夫搭理你。 后代作为父母养老金、保险金、信贷的替身，这些都是隐形金融合约，它们的执行机制不是靠法官、检察院、警察，也不靠县太爷，而是靠文化。也就是说，社会与家庭文化的内容必须作相应的发展，以此来保证这些隐形金融合约的执行，文化是一个因经济需要而内生的隐形合约执行机制。 比如，中国家庭里，老子说话时，孩子不可以还嘴。你从小就得养成这个习惯，每个父母亲在孩子出生之后就有责任给他们灌输这个概念：你要孝敬，要听话，哪怕这话是不合理的，你也只能听，不能还嘴。否则的话，等你长大之后你不是要无法无天、要随意犯上了吗？那不是让那些隐形金融合约未来难以执行了吗？—— 这些隐形的金融合约都是靠内疚来执行的，靠后代的内疚感来保证对上一代人的经济利益回报，而后代能不能有内疚感又恰恰是文化的东西。也就是说，父母必须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对每一个违背长辈意愿的言行都感到很内疚。如果能达到这个效果的话，等孩子长大以后父母就不用太担心自己的投资者权益了。我们从小吸收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为了确保隐形金融合约的执行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