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从经典中汲取成功要领：孝经智慧》
这段话就是皇帝的心里话，也代表了所有的皇帝的内心想法，通过对《孝经》的传扬与实践，可以改变社会风气，达到和谐，巩固自己的王朝统治。清代国子监之书籍有康熙帝钦定《孝经衍义》，而雍正的《御纂孝经集注序文》也随时印行供教学之需。 3. 抓紧对后代的《孝经》教育 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还选择疏广用《孝经》向皇子教授。梁武帝甚至亲撰《孝经义疏》，还令师傅为年仅三岁的昭明太子讲授《孝经》。陈文帝、宣帝、后主时都曾诏令东宫讲《孝经》，如此等等，用心良苦。 4. 帝王还热衷于宣讲或听讲《孝经》
一种做法是请学者、官员到宫殿里来讲《孝经》，如汉代有个叫王立的，官太史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说《孝经》六隐事，能消绝奸邪。’常以良日，允与立入为帝诵《孝经》一章。以丈二竹簟，画九宫其上，随日时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复行也。”（丁晏《两汉三国学案》）又如史载，唐太宗在贞观十四年三月还亲自到国子学，听祭酒孔颖达讲《孝经》。宋仁宗赵祯就曾召集辅臣到崇政殿观讲《孝经》。 另外一种是自己宣讲，魏晋六朝时期，如晋代穆帝、晋代武帝；宋武帝、宋文帝；梁武帝；北魏宣武帝、孝明帝等都曾经亲自讲《孝经》。皇帝宣讲《孝经》的场面也有记载，如晋孝武帝的宣讲，《南朝宋会要》云：“孝武宁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汴耽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车武子与丹阳尹王混摘句。时论荣之。” 再有一种情况是让皇太子宣讲《孝经》，如晋代武帝、惠帝，陈文帝、宣帝、后主等都曾经诏令太子讲《孝经》。（参见朱明勋《论魏晋六朝时期的〈孝经〉研究》）有意思的是，南朝一些帝王不仅亲自注释和宣讲《孝经》，还出现太子、诸王乃至群臣亦时时集会讨论《孝经》的现象。梁武帝还创设《孝经》事务的专门官职——置制《孝经》助教。为了普及《孝经》和孝的伦理，学者还编出了《孝经图》、《大农孝经》、《正顺孝经》、《女孝经》等书。《孝经》之学成为显学。（参见汪受宽《孝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5. 帝王书写《孝经》 唐明皇书写《孝经》刻“石台孝经”就是一例。又如，宋太宗重视提倡孝道，曾用草书两次书写《孝经》。淳化三年（992年），他见到淳化阁碑有其所书《千字文》，说：“《千字文》非垂世立教之言，《孝经》百行之本，朕当躬书勒之碑阴。”于是他命人把所书《孝经》刻在淳化秘阁碑的背面。他在将御书《孝经》赐给李至时也说过：“千文无足取，若有资于教化，莫《孝经》若也。”南宋高宗亲自书写《孝经》赐给大臣，并刻于金石，颁行天下州学。（参见杜中新等《孝治与〈孝经〉入十三经》） 我们再看今人的一段话，是杨伯峻在《经书浅谈》的评论。东晋孝武帝著有《总章馆孝经讲义》一卷，杨伯峻说：“现在只谈东晋孝武帝这个人，他十岁死了父亲，便不哭丧，还说什么‘哀至便哭’。他在位时，权臣桓温已死，权柄他一人掌握；其后谢安、谢石又大败苻坚于淝水，正是大有为之时，他自己却饮酒好色，又专任司马道子和王国宝一般龌龊小人，贪婪无厌，卖官鬻爵，流毒人民，结果被所宠爱的张贵人所害死，甚至没有人来追究凶手。东晋因之日益衰颓，以后遂一蹶不振，还宣讲什么《孝经》（宁康三年重九日孝武帝曾亲自讲《孝经》），作什么《孝经讲义》？由此可见，统治者之讲《孝经》，为《孝经》作解说，都不过是骗人的把戏罢了。现存《十三经注疏》中的《孝经注》是唐玄宗作的，宋邢作疏。因为《孝经》这部书，内容陈腐，文字浅陋，实在值不得一读。好在只有一千八百字，翻他一遍，半小时也就够了。”——这段话够今人和后人耐心地咀嚼一番的。笔者想到的是，几千年中历代皇帝中很多人如此重视《孝经》，必定是大有道理的，只不过他们是从另一个非经学的角度来看待它的价值的，这就与单纯从经学与学术的角度去看问题大不一样了。因此他们也许并不觉得“内容陈腐”，而是有深刻的治国之道；不是“文字浅陋”，而是大有“孝治”的文章在里面。因此这些统治者，都热衷于《孝经》，至于能否治理好一个王朝，那么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考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