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从经典中汲取成功要领：孝经智慧》
《孝经刊误》正因为是朱熹所作，故影响深远，甚至于元明清几代。此后如元代吴澄继承之作《孝经定本》，元之董鼎作《孝经大义》、朱申之作《孝经句读》，明代江元祚《孝经汇注》以及清代周春于《孝经》之作等等，都是承朱熹的理念和做法而一脉延展出来的。当然若要从积极的方面看，那么此中也有促进，那便是如前所说，因为司马光、范祖禹等的古文《孝经》的研究，加上朱熹的古文《孝经》的影响，使得古文《孝经》的生命在唐以后的衰微下，得到了一度的提振。 帝王?《孝经》?注讲书传 皇家与《孝经》的关系一直是亲密无间的，无论是天下太平的时代，如汉、唐、宋等朝代，《孝经》是热热闹闹的时代；无论是魏晋南北朝或者是蒙元那样的时代，《孝经》也照样不寂寞；因为统治者都知道《孝经》所能起到的作用与价值。 皇家在做法上除了政策上的奖励、激励以外，比如教学科举、确立学官、选拔人才、考核官吏、营造社会风气以外，他们自己又做了些什么呢？翻开历史，中国古代的帝王对《孝经》特别重视，或亲自注解，或亲自听讲，或亲自宣讲，或亲自书写，或亲自传扬，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有些我们在前文已经说到，一些在后文还会讲到。这里再举出些例子，集中地观察这一突出的历史现象，以及可以深思这一现象背后的道理。 1. 帝王们重视《孝经》 历史上许多帝王都高度重视《孝经》，这是很突出的。比如从几个开国皇帝来说，隋文帝杨坚建国时，就接受苏威的进言，“唯读《孝经》一卷，足可立身治国”，将《孝经》立于国学，颁行天下，要求官吏诵读。此也影响后来的隋炀帝杨广，他也下诏：“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 又如唐高祖李渊曾下诏：“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唐代从高祖开始就重视提倡《孝经》，宣扬孝道。 宋太祖赵匡胤在征战之中，还不忘记召见太原孝子刘孝忠，予以慰谕。此也深刻影响了后来宋代的皇帝对于“孝治”的重视。 明太祖朱元璋称《孝经》为“孔子明帝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以垂万世”。下诏令各地荐举孝弟力田之士，令府州县正官以礼遣送孝廉之士至于京师，但严格禁止“割股卧冰”等有伤身体的行为。明朝各皇帝几乎每年都旌奖孝义之家。（参见汪受宽《孝经译注》）我们再看看帝王们在其他方面的情况。 2. 帝王们不断注解《孝经》 传说战国初期魏文侯注《孝经》，也许是帝王注《孝经》的肇始者。虽然还不被学者都认可，但是毕竟也是一个珍贵的历史片段。 如果根据确凿的记载，那么帝王对《孝经》撰作注解的很多。有记载的，除了唐玄宗的《孝经注》外，又如东晋元帝著有《孝经传》，东晋孝武帝有《总明馆孝经讲义》，梁武帝著有《孝经义疏》，梁简文帝也有《孝经义疏》，北魏孝明帝有《孝经义记》等。北魏孝文帝还命令把《孝经》翻译为鲜卑语，唐魏征在《隋书?经籍志》里有记载：“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
再看清代，世祖顺治、圣祖康熙、世宗雍正都亲自注释过《孝经》。 比如顺治十三年（1656年），顺治皇帝撰成《御注孝经》一卷，“约一万余言，用石台本，不用孔安国本，息今文、古文门户之见也；亦不用朱子《刊误》本，杜改经之渐也。义必精粹，而词无深隐，期家喻户晓也。”（《四库全书总目》） 在顺治、康熙年间，朝廷还命令儒臣编纂了《孝经衍义》一百卷，镂板颁行。 清代世宗于雍正五年（1727年）自己亲撰《钦定译孝经》，并完成《御纂孝经集注》一卷，此“指授儒臣，精为简汰，刊其糟粕，存其菁华”。在《御纂孝经集注序文》中有云：“朕乃命专译经文以便诵习。夫《孝经》一书，词简义畅，可不烦注解而自明。诚使内外臣庶，父以教其子，师以教其徒，口讽其文，心知其理，身践其事。为士大夫者能资孝作忠，扬名显亲；为庶人者能谨身节用，竭力致养；家庭务敦于本行，闾里胥向于淳风。如此则亲逊成化，和气薰，跻比户可封之俗，是朕之厚望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