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从经典中汲取成功要领：孝经智慧》
4. 汉代推行孝廉制度 儒家讲究“为政以德”，汉代提出了德中之“孝”、“廉”来治理，于是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孝廉制度。 “孝廉”，一是孝，指孝悌者；一是廉，指清廉之士。此两者分别为选拔人才的科目，肇始于汉代，到东汉更成为求仕者的必经之路，后来两者往往合为一科。最初起源于汉文帝时，文帝十二年的诏令里有奖励孝悌力田与廉吏的条文。
其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规定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通称为举孝廉。从汉武帝开始以孝廉取士作为了常制。《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颜师古注：“孝为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这成为了汉代察举制度中最为重要的科目。从西汉到东汉初，察举的实施比较严格，被察举者如发现其不合标准，举荐的主要官员要承担责任。此中孝廉一科，成为了政府官员的重要来源，《东汉会要》：“得人之盛，则莫如孝廉。”所谓“名公巨卿多出之”。举孝廉，甚至可以由此而直接担任尚书郎、郡守、国相等要职。 关于这些内容，《后汉书?明帝纪》也有记载：“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李贤注：“三老、孝悌、力田，三者皆乡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所以劝导乡里，助成风气也。”后来宋苏轼《策问》还说：“古者有劝农之官、力田之科，与孝弟同。而自汉以来，率用户口登耗、黜陟守宰。” 5. 重视《孝经》的教化与传播 汉代《孝经》的地位上升到经的地位，列入“七经”。《汉书?艺文志》：“汉文帝时，《论语》、《孝经》皆置博士。”《汉书?艺文志》又记载，汉代传授《孝经》的有两派六家，比如今文派，有五人——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各自名家”，但是“经文皆同”。传下来的有《长孙氏说》二篇、《江氏说》一篇、《后氏说》一篇、《翼氏说》、《安昌侯说》一篇。 再如古文派，那是孔氏壁中古文。此中所谓立博士学官，就是以某一经作为太学教授学生的定本，并特地立一位博士来负责教学。这就像在高等学府设立专科教授。 《孝经》、孝道在汉代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并且加强了宣传教化的力度和广度。汉武帝除了以“旅耆老，复孝敬，举孝廉”作为孝治的措施外，还将《孝经》作为对太子、诸王进行教化的重要内容，且制度化。汉宣帝时候，下令郡国分别荐举孝弟、有行义者，任以官职。 汉平帝元始三年立学官，规定“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孝经》成为官定的教本，迅速传播开来。两年后，征召天下有学问者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到京师，总计竟达数千人之多。东汉诸帝还要求天下都讲诵《孝经》，以《孝经》师来主持监试。（参见汪受宽《孝经译注》） 从史籍记载看，汉宣帝、平帝以及广川王、沛宪王等皇室都曾向当时的硕学宿儒拜师，修习《孝经》。在民间，西汉武帝元狩六年（117年）六月已下诏谕三老、孝悌以为民师。这是政府希望通过地方上的长老和孝悌这些最底层的地方官员来推崇孝友之道。当时大概还没有正式的制度，到西汉末平帝的时候，政府则更在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如乡、聚中设立学校，特别安置所谓《孝经》师来推广孝道思想，鼓励孝义行为。 东汉时，由于光武帝以及明帝力崇儒学，《孝经》又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后汉书?儒林传》记载，明帝还要求“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甚至连“匈奴亦遣子入学”。此外，东汉时还规定，司隶校尉辖下有“《孝经》师主监试经”，大概连司法官员也必须熟读《孝经》了。由于《孝经》深入民间，最迟在东汉初就已经有人以《孝经》替子女命名。汉朝政府这种崇孝风尚，影响所及，历代不衰。（见劳悦强《〈孝经〉中似有还无的女性——兼论唐以前孝女罕见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