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时代周报：“杭图不拒拾荒者”的话题再次引起热议，你怎么看待？ 褚树青：这两天对拾荒者的再次讨论，是对图书馆公共性的讨论，其实图书馆内部要统一意见相对简单，社会的统一思想很困难。现在社会对这事有比较统一的看法，我觉得说明社会进步了。 拾荒者进馆，是否应该限制？我觉得，在一个人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有了歧视性眼光。真正的开放是没有这些限制的，你不会有意识地去提这些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开放面前，人人平等；自由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时代周报：担任馆长的这十余年来，你认为杭图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褚树青：杭州图书馆这些年来的变化，没有什么高度，只是诠释了图书馆的公共性概念。过去图书馆人认为图书馆就是借书、还书，包括业界一直在探讨如何发展第三产业。 杭图明确的是，图书馆是一个公共机构，不是一个公司，不需要去追求表层利润。公共性的本质是免费，我们从2003年推出平等、免费的服务，都是基于公共性的考量。这跟公园一样，公园是公共、平等、免费开放的，我们希望行为文明，但是不能因为你有不文明的行为而拒绝你进来。 之后我们的目标是怎么让服务更加生动？怎么让图书馆更有情趣？怎么让观众更喜欢？怎么让图书馆变得更丰富、饱满？图书已经发生了变化，电子书也是书，我们不能再单纯围绕狭义的书的概念。 这需要打破过去的条条框框—图书馆是一个让人放松、享受自由的地方。英文里，图书馆叫library，而不是简单的books。我的理解，它更多的是文化汇聚、自由开放，我们提出大服务、大文化、大流通的概念。联合国对未来公共图书馆的使命有12条，我们正严格按照这12条在做，图书馆变得越来越立体，突破了过去图书馆单一的典藏阅的概念。 时代周报：你心目中，什么样的图书馆是所谓的好图书馆？与国外的公共图书馆相比，中国的公共图书馆还缺什么？ 褚树青：国内对图书馆的评价更多的是概念上的，比如场馆大小、藏书多少、孤本善本多少，这些标准自有它存在的价值。我个人认为，图书馆应该在藏书楼的基础上有更宽泛的理解，有多少人喜欢，有多少人进来，有多少认同。最终落脚点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图书馆是干什么的，在哪里？这是一个指标。 还有经济指标，比如大英图书馆定期会对自身对促进GDP提升的价值作评估，美国图书馆也会对公共图书馆体系的区域社会价值作评价，这些评价方法和操作模式对国内的公共图书馆很有借鉴价值。 还有社会指标，就是读者的认可度和知名度。大英图书馆深入人心，它的服务和存在肯定推动了英国的软实力，软实力有计算方式。纽约是一个国际最知名城市，大都会博物馆、百老汇、纽约市图书馆，是纽约在文化上闪闪发光的三个机构，是保证纽约成为国际大都市的重要要素。 我去参观考察国外图书馆，他们把书的形态做得非常极致和完美，建筑无论内还是外，都很饱满，我们从美学上先输了。 国外图书馆是社会的拐杖或是文化孵化器，它可以消磨种族隔阂，融合多元文化，任何一个移民到这个国家，都可以免费接收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教育，而我们的图书馆还处在边缘被弱化的地位。 时代周报：在构建理想中的公共图书馆时，你有没有遇到什么阻力或者不一样的声音？ 褚树青：听到最多的反对声是“这不是图书馆，你越界了”。什么叫图书馆？什么叫美术馆、档案馆、文化馆？概念是人为定位的，难道图书馆不能搞书画展览？不能组织文化活动？不能把古籍善本当做数字化资料向读者开放吗？ 我们在一路质疑声中走来，虽有变革，但并不尖锐，因为搞古籍，我翻过民国时期的大量资料，民国有一大批教育工作者，比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晏阳初的社会教育、梁漱溟的乡村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他们的理念至今都没有过时，他们办图书馆秉承向所有人群服务的理念，办图书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开发民智，为了向社会的一般阶层提供公平的教育，让中国的市民能被知识武装并觉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