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问路”达沃斯
编者按
在世界经济和金融格局已然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未来能源、金融以及环境等重要领域发展模式的巨变已崭露头角，在可预见的将来，以上各领域乃至整个社会将以怎样的新模式、新路径演化和发展？中国及世界经济是短期回暧还是复苏？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经济复苏的路在何方？企业如何在后危机时代发展壮大？借此次夏季达沃斯论坛之机，我们希望通过对政府以及各行业精英的一系列采访，对上述问题的答案勾勒出一个轮廓。
民企务实：大连达沃斯主角嬗变
●本报记者 吴晓燕 张一君 北京报道
挂断电话后，冯军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是Peter Liu的电话，问我现在是否在大连，他也会赶来参加达沃斯。我估计他现在正跟李开复在一起。”Peter Liu（刘宇环）是李开复新创立的公司创新工场的牵头风投公司的老板；冯军是华旗资讯（爱国者）的总裁。
此时是9月9日，2009夏季达沃斯年会召开的前一天，虽然已经参加过5次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但冯军依然是掩饰不住地兴奋。与许多经常参加达沃斯的企业家一样，冯军把达沃斯看做是一个沟通效率极高的头脑风暴会。他刚刚参加完全球青年领袖论坛，这是夏季达沃斯年会正式开会之前的一场重要活动。“冯军一直都很活跃。”主持人沈冰说。 此刻，冯军正赶去参加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活动，趁俱乐部成员都来参加达沃斯的机会，“我们要为俞敏洪（新东方董事长）举行一个加入企业家俱乐部的仪式”，之后，冯军用玩笑般的口吻说：“我可以当一回‘余则成’，替你打探一下都有哪些企业家来了。”国进民退的折射
在所有的大型经济论坛上，企业家都是被闪光灯追逐的对象，谁来了谁没来这一个简单的现象往往能折射出许多真相。 透过官方提供的演讲者和讨论引言人名单，可以嗅到很重的“国进民退”的味道。在国企阵营中，中国移动、中国投资公司、中国银行、中国铝业、中海油、中国农业银行……的老总来了。与2008年的夏季达沃斯相比，今年的企业级别毫不逊色。 除了刘晓光（北京首创集团总裁兼CEO）、傅成玉（中海油董事长兼CEO）、王建宙（中国移动董事长兼CEO）、朱民（中国银行集团常务副行长）这些达沃斯的常客外，其余的颇有些轮流坐庄的意味，2008年夏季达沃斯去了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的老总，今年就由农业银行参与；2008年夏季达沃斯是首钢的老总参加，今年就换成鞍钢的负责人…… 相较之下，民企阵营逊色得多。杨元庆、潘石屹、李东生、马云、俞敏洪、冯军等明星企业家都没有出现在官方提供的名单中，他们是2008年的讨论引言人。这些人的“缺席”让不少媒体的记者露出失望之色，于是，施正荣（尚德太阳能董事长兼CEO）、祁玉民（华晨汽车董事长兼总裁）、蒋锡培（远东集团董事长）、赵令欢（弘毅投资CEO）等成为重点被“盯”对象。 分属国企、民企两阵营的傅成玉和赵令欢，是今年达沃斯论坛上最活跃的两位中国人，他们既以年会导师，又以讨论引言人的身份参与讨论。按照达沃斯的规则，只有在打造全球性企业方面具有丰富国际经验的商界领袖才可以成为导师。 同时，大连企业充分显示出“地主”的优势，东软、大连万达、大连大杨创世、路明科技等公司的老总都成为讨论引言人。大连万达的董事长王健林，在2007年夏季达沃斯期间（也是在大连举办），就是表现最积极、最出风头的企业家，他当时还请了许多企业家去电影院观看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解说的电影《不能掩盖的真相》，一部著名的环保题材的电影。 对于这种“国进民退”的现象，冯军的理解是，“民企的老板现在更务实了，虽然不是讨论引言人，但大家私下的交流会很多。”
跨国公司很积极
与今年年初参加冬季达沃斯的心怀忧虑不同，许多跨国公司的高管对此次达沃斯的参与可谓是满怀憧憬。因为近年来达沃斯已经变得像是个营销盛会，各大公司来这里寻找业务和推广形象。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成长型公司中心资深总监蒋睿杰说：“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表现，已经让世界刮目相看，目前已经确认有来自86个国家的1500人参加会议，这个数目远远大于去年。” 在演讲者和讨论引言人名单中，被公众所熟知的企业高管包括Klaus Kleinfeld（美国铝业总裁兼CEO）、Ben J. Verwaayen（阿尔卡特朗讯公司CEO）、苏铭天爵士（WPP集团CEO）、Gregory Brown（摩托罗拉公司CEO）、Richard Hausmann（西门子中国总裁兼CEO）、陈耀昌（沃尔玛中国总裁兼CEO）…… 阵容最齐整的当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德勤、安永、普华永道都作为讨论引言人参与了本次讲坛。除毕马威外，另外三家同样出席了2008年的论坛。由此可见中国市场对此“四大”的重要性。在2008年夏季达沃斯上，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主席兼CEO James S.Turley就表示：“每个月都会来到中国。”“我们也听说，有一些跨国公司之前注册了，但又决定不来了。但我们不会，中国市场对我们很重要，我们的许多客户是中国的国企。通过这样的场合，可以接触更多的企业。”德勤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当然，还是可以嗅到金融危机的一丝味道。在今年冬季达沃斯上，出于节俭，花旗仅派5名高管与会，规模与去年相比减半。此次花旗则选择了缺席。有近200年历史的花旗集团，当金融风暴袭来时也遭受了重创，股票价格从60美元一路暴跌到1美元，甚至曾经一度传出即将破产的消息。而在2008年夏季达沃斯上，花旗集团高级副董事长William R. Rhodes还作为导师，讲解如何在风险和危机中保持财务稳定，与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共同组织讨论监管的问题。导师与新势力充分碰撞
夏季达沃斯和冬季达沃斯相比，邀请企业的规模要小得多。这些“新领军者”的年营业额要达到1亿美元以上，并连续3年保持15％以上的增长速度，有的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品牌。不过，他们也面临不少成长过程中的挑战和困惑，及对进入成长新阶段后将要面对的规则、法规。而这都是老牌跨国公司曾经经历过，并从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针对此背景，本届夏季达沃斯年会增加了导师场次，达到破纪录的10场。2008年夏季达沃斯的这个数字是3场。导师场次的形式是邀请大型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或CEO作为新领军者年会的导师，担任讨论引言人，与参与者分享其实践经验和战略远见，并推动人们对不同领域里正在涌现的、新生的、复杂的问题进行深入了解。 本届夏季达沃斯年会中摩托罗拉公司的CEO、阿尔卡特朗讯公司的CEO、毕马威董事长、美国铝业总裁兼CEO、傅成玉、赵令欢等都是导师。在官方提供的名单上，每个导师场次的下面都写有“为成长型公司量身打造”。蒋睿杰表示，导师场次将通过国际大公司与全球成长型公司的零距离交流，使双方都受益。 新领军者从中的受益显而易见，例如，通过与导师的交流，可以获得如何获取品牌等无形资产、如何推动企业创新、如何在企业间建立互信关系、如何才能更快加入领先跨国公司的行列等知识。 但对老牌领军者而言，收获又在何处？这样的交流，可使老牌领军者知道有哪些公司在他们雷达的探测范围以外，否则会令他们措手不及。同时，他们也可能把这些挑战者当做客户、潜在并购合作者或者收购者。蒋睿杰说：“这种会议形式有望在将来的夏季达沃斯年会中持续下去。”
中国和美国经济都没有复苏
●本报记者 王佳 大连报道
“世界经济的增长点可能并非目前很热门的新能源行业。从消费来说，现在全球范围内遇到的很大问题就是失业。”本次达沃斯论坛上，当会场声音一致聚拢绿色经济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则认为达沃斯当下最应该讨论的是失业问题，而绿色经济并不完全靠谱。 《中国经营报》：你对当前经济形势如何判断？ 何帆：世界经济在短期内出现了反弹，但是还需经历较长时间的调整，复苏可能还要相对较长的一个时间。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美国经济，都没有出现复苏。美国现在失业压力在警戒线以上，它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将会非常长。而且目前没有出现新的利好消息，因此全球经济将会进入时间比较长的调整。 目前中国在保增长方面做得很好，但在促就业、调结构、保民生方面还要加大力度。为了保增长，很多投资都投向了重工业和基础设施，但这些领域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并不多。如果把资金都投到重工业，产业结构还会继续恶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都无从谈起。我建议把资金从实物投资转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包括对教育的投资和对卫生的投资。除此之外，要加强对社会安全网络的建设，加强养老保险、失业救济、医疗保险的覆盖。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当下讨论失业问题比绿色经济更重要？
何帆：所谓的绿色经济，并不是特别靠谱。当前新能源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新能源短期之内没有取代化学燃料地位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风险投资的商业模式和新能源的行业发展周期是不匹配的。发展任何行业都需要投资，比如当年IT革命的时候，上万亿美元的钱都拿过来修海底光缆，搞基础设施的建设。之所以这个行业能吸引这么多投资主要是由于发展IT的周期很短，用不了几年，投资的成本就能收回。而新能源不是这样，它的研发就得十几年，再把市场建立起来可能要经过二十多年才能看到投资的前景。另外新能源的发展跟石油的价格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油价突然又跌到每桶50美元，新能源的投资风险就会很大。 从消费来说，现在全球范围内遇到的很大问题就是失业。就业状况恶化，过去资产价格存在泡沫的时候使很多企业和家庭都背上了高额负债，现在是还债，就会影响消费。可是在达沃斯论坛上，没有人愿意提及这个问题。可能大家觉得讨论绿色经济能让各方都feel good。
沙祖康：美欧仍将长期主导世界经济
“有些穷国家穷得‘裤子都穿不上’还要考虑还债。”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对《中国经营报》的记者说，“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就应该免掉他们所有的债务！” 经济危机带来的美元汇率变化直接打击发展中国家，尤其使严重依赖出口的相关行业陷入困境，再加上发展中国家的社保、医疗体制不健全让人们进一步在危机时刻加大储蓄比例，继而导致整体消费减少，那么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应对危机？ 调整本国的产业结构、完善金融体系等措施固然很重要，然而沙祖康认为，此刻发展中国家摆脱危机需要别人的援助。他说：“中国的状况在发展中国家里好很多。但是像巴基斯坦等很多国家完全没有足够的能力采取措施。” 关于援助，沙祖康坚信援助就应该是真诚的。然而，他告诉记者，西方在援助之前有一个规则：只有成为了他们认为的民主、有人权的国家才愿意给予援助。“这是国际上讨论非常激烈的援助有效性的问题。谁都喜欢民主喜欢人权，但是对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需要得到保障是需要经济做基础的。” “而且，有些组织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捐款，但是答应了很多年，计划说得也很漂亮，但是一直都没有兑现。” 沙祖康说。 他认为，真正的援助与花里胡哨的忽悠无关，而中国的援助模式是得到认可的，中国对“穷哥们儿”的援助是无条件的，是真诚的。 然而，在“中国到底是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国家还是接受发达国家援助的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上，他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对“穷哥们儿”的援助是“我自己有，就给兄弟一份儿”的南南合作。 当被人问到“中国是否能在10年后成为全球经济第一大国”时，沙祖康非常坚定地表示，美国和欧洲仍然将在长时间内是世界经济的主导。 他说：“金融危机影响全球就足以说明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在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清华大学毕业生出国留学目的地绝大部分是美国，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机制确实能吸引人才。” 沙祖康表示，中国缺少的是核心技术，在南南合作的同时，也要加强南北合作。（本报实习记者徐聪采写）
绿色比应付经济危机更紧迫
●本报记者 王佳 大连报道
金融危机下，绿色发展却成为2009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重要议题。这个主题同样出现在2009年年初的亚洲博鳌经济论坛中。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认为，这是一个比金融危机更重要的议题。“金融危机会恢复，但是绿色经济，气候变化，这些问题不开始做是不行的。这比金融危机要严重得多。而12月份哥本哈根谈判又迫在眉睫。”
从奥巴马提出绿色新政计划后，金融危机下，各国政府提出一系列经济发展计划，大都刻上绿色经济的痕迹。低碳经济的概念也随之而出。各国达成基本共识：绿色经济是克服金融危机，抢占未来制高点的战略取向。对于中国绿色经济的发展，肖耿提醒：“在我们还不清楚每一种新能源的可持续成本的情况下，不能为了强调新能源而对一些项目盲目进行补贴或者上一些项目，因为，最终并不知道，这个项目是否比传统能源耗费了更多的资源。”吵架不能吵出“结果”
《中国经营报》：在经济危机下，2009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定为绿色发展，你认为是否准确、合适？ 肖耿：事实上，达沃斯上的议题，该讨论的都讨论过了。金融危机会过去，但是绿色经济，全球气候是一个比金融危机更为严重的问题。现在来看，问题都是老问题，气候变化是全球的，但是政策的制定是本土的。全球范围还没有出现一个有效的联合，各个国家的利益不一定跟全球利益一致。所以实施很困难，达成一致很困难。但这个事情必须要做，不做的话，我们整个地球都不能持续发展。 比较重要的是各国应该想清楚：自己能干什么？做好分工，利益大家共享。也就是说，各国需要有一些交换，比如中国需要在改进能耗方面努力，美国需要加强先进技术研究。让优势有所作为，吵架是吵不出结果的。 《中国经营报》：低碳经济的发展势必触动一些人和集团的利益，如何克服这些困难，进而保证其可操作性？ 肖耿：经过市场检验，如果最终真的有新能源不需要政府补贴，那么它就是有效率的、有生命力的。对政府来讲，不管是传统能源也好，新能源也好，都要为其设定一个竞争的机制框架。中国每年培养那么多研究人员，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究机构，这对中国的创新都是有利的，但我们自己的机制还需完善，鼓励发明创造的气氛有待改进。例如，我们应该鼓励企业创新，但是创新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时候不赚钱，有时候赚很多钱，所以有时候为了赚钱企业会跑到税率低的地方，这对整个新能源行业发展是不利的，应该降低税率。
新能源路径还需讨论
《中国经营报》：现在国内许多地区对投资发展绿色经济热情高涨。但也出现整体战略规划滞后，盲目发展、重复建设问题。比如风电、太阳能等行业出现的过度投资苗头。你如何看待其中的危与机？ 肖耿：绿色经济对中国来讲是必须要做的，因为过去发展经济所消耗的各种资源太大了，这种模式不可持续。但是目前有几个问题：对中国来讲，一方面是新能源在技术上有很多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不清楚，每一种不同的新能源的可持续成本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价位上。不管是传统能源还是新能源，绿色经济还是传统经济，都有一个效率的问题，也就是在什么样的价位上是最有效率的问题。 另一方面，新能源在目前的情况下，在大部分时候是需要补贴才能够“生存”下去，需要多大以及多长时间的补贴，这是对政策制定者的重大挑战。我觉得强调绿色经济、新能源都是对的，但必须在一个比较一致的框架思路下，基本的原则还是要提高效率。只不过，这个框架要对环境的破坏、对老百姓生活的提高、对不同的新能源的补贴都要考虑到。从总体看，气候变化是全世界的事，各个国家要采取措施，但同时需要平衡，不能说为了强调新能源就对一些项目盲目地进行补贴，上一些项目，到时候可能会出现更加耗费资源的状况，而付出惨重代价。比如，太阳能生产硅片耗能很大，间接对环境的破坏也是很大的，这些东西的碳排放，在什么环节能够得到有效控制，这些问题目前都不是很清楚，大家应该讨论。宽松货币吹起泡沫
《中国经营报》：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如何将自身发展的转型与绿色经济相结合？ 肖耿：传统能源的成本以及价格，我们都很清楚，但是它在中国市场的价格不一定合理。比如水资源，以及电、油、煤的价格偏低，因为有价格管制，资源的所有权界定、产权界定都不清楚，所以产生浪费。这其中就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传统能源来讲，一些隐性成本比如对环境的污染、政府的补贴等都没有计算到成本中。虽然传统能源对环境的破坏，大家看得清楚，但要解决却不容易。 我觉得对中国来讲，我们在传统能源的使用方面还有很多效率改进的空间，这在现阶段应该是重点。对于开发新能源，中国也应该去努力。但很重要的限制是，如果传统的能源受到补贴而导致价格偏低，那么新能源是没有市场生命力的。新能源必须通过政府扶持，才能够生存下去，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实际上在考虑新能源的时候，要跟传统能源和整个经济的改革以及效率提高结合到一起，包括跟整个宏观经济、全球的整个架构、全球的货币政策都有关系。全球范围内如果货币政策过分宽松，资本就变得很便宜，那么用很便宜的钱补贴在新能源上，新能源也可能产生泡沫，这些都是可能的。 因此，还是要用科学发展观，实事求是地去探索、比较。在产业还没起来的时候，各种路径的潜力都很大，一旦研究出可以把整个经济转换到比较低碳、有效率的发展道路上来的技术，政府应该支持，但这种支持必须有比较可靠的研究做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