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首家世界500强企业“入园”记
吕静
8年的工作生活经历，前川充留俨然已经成为一位“老大连”。作为世界500强简百特的首席执行官，虽然在工作、生活上拥有许多便利，但他还是无法适应初到大连的“银行综合症”。 初到大连，每次他去银行取钱时，钱币几乎都是从窗口飞出来的，这让这位同样来自礼仪之邦的日本男人，有些郁闷。 现在，前川充留更喜欢看到，银行女孩用纤长的手指轻扣着钱币递出窗口，并用甜美的声音用日语道“午安”。 简百特成立于1997年，当时只是GE在印度的独立业务中心。后来由GE capital更名为“简百特”，成立了独立的公司。主要业务涉及IT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等服务，前川充留就是世界500强企业中，第一批到大连创业的代表。 语言和文化优势成为前川充留意留大连的主要原因。“当时我们在中国考察了很多城市，对于亚洲来说，日本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城市即能讲日语，又能够服务于日本顾客。大连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当时简单的“目的性”，让自己的公司成为备受瞩目的明星。正因为公司的主业和大连市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目标不谋而合，除了政策上的优惠外，他还和大连市委书记夏德仁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除此，简百特还是第一家入驻大连软件园的外国企业。前川充留用“孤单而又不安”来形容当时的感受，虽然当时软件园总裁高炜给了他们包括政府补贴房租等优惠条件，但竞争对手的一副静观其变的态度，让前川有种“杀气冲天”的感觉。 不过身为首家入驻企业，软件园和政府也格外给予他们照顾。除了单独为简百特设计办公楼外，细节上也做得非常到位，像洗手间的男女比例、桌子的高度、日光灯与电脑屏幕光亮需一致等。“如此诚意，感动至深。”前川充留说。 随着公司订单的增多，其他企业也纷纷搬至“园中”。虽然生意伙伴、生活邻居越来越多，但无形中的产业竞争已经逐步升级。 “人才争夺战”无疑是企业进“园”的第一关。奇怪的是，“园”里的用人方式丝毫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在这里，拥有双语（日语、英语或韩语）、会软件操作并熟悉客户所在国家、区域人文特色的人，随时可以找到收入颇丰的工作。 “我正为此头痛，我们刚刚花精力招聘、培训的24个人，被竞争对手用两倍薪资挖了过去。这是正常现象，我们只有面对。”前川充留无奈地告诉记者。 据了解，对于人才的恶性竞争。政府也曾插手过问并提出合理建设，比如政府鼓励公司与高校合作，除了可以优先取得毕业生资格外，还可以让其员工进入高校进行专业培训。 虽然同为东方人，前川充留对自己的中国文化底蕴并没有自信。一天，他接到一份来自北京的传真，大概内容是由于简百特在过去对中国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获得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外国企业贡献奖，前川充留并没有留意，就派手下一位员工前去参会。事后他才知道，这个奖项是中国政府对外企的最高奖励。至今提到此事，他还后悔不已。 简百特现在的客户主要以欧美和日本为主，包括通用电气、索尼、吉列和一些知名酒店。但大连本土客户还属空白，前川充留抓住每次在大连开会做活动的机会，宣讲公司业务，他认为，培养客户应是他这位总裁的分内之事。 在问到前川充留有什么话想和他的好友大连市委书记夏德仁说时，他笑着说道：“我想问他，我们如何让大连变成像新加坡那样质量至上的城市，而对于现在的经济增长，如何实现由数量到质量的飞跃？”
大连人的“主观幸福感”
徐聪
大连人幸福吗？
外界看来确应如此，有花园般的城市、优美的环境，还有繁忙的港口、狂热的足球和同样疯狂生长的软件服务业。能安居易乐业，这正是幸福感的起码来源。 不过，一项调查指出，在大连，人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安居乐业的水平，以及相对应的居民收入、居住质量和就业机会等等，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高。 “大连人的幸福指数，其客观部分的得分为0.200，位居全国第48位。”北京国际城市研究院院长连玉明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从《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来看，大连市排名全国第48位，在辽宁省14个入围城市中居首位，在东北地区城市中位列第二。 具体而言，大连市各项指标都排在全国前列，但是也没有特别突出的项；其“医疗卫生”和“文化休闲”两项排名表现最好，均排在二十几名，说明人们对大连城市生活环境比较满意。另外，其“交通状况”、“消费结构”和“就业几率”等方面的因素成为影响其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从网上调查的结果来看，在全国投票916人中有归属感的占59%，61%的人感到有自豪感。在‘这个城市生活您能实现收入和支出的平衡吗？’调查中，51%的人表示可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9%认为在这个城市找工作容易，而全国平均水平才达到33%；59%希望迁入或者一直在这个城市生活。”连玉明说，从各项调查看，49%认为房价没法忍受，38%认为城市交通拥堵。 然而，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大连人对自身生活状况及其所在城市的主观看法却出奇地一致。“大连人幸福指数的主观部分得分为0.625，全国排名第8位。”连玉明告诉记者，这使得大连的综合排名位列全国第10。 也就是说，大连人“主观幸福感”的累积，要远远超越当地客观的生活质量提高的程度。 “决定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生活幸福的根本是经济发展的模式，即这个城市是环保、节约型还是资源浪费型的，若是后者，GDP的增长和老百姓的幸福感并不正相关。第二是与政府的公共服务有关。政府的公共服务越好，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就提高，幸福感就越强。第三，老百姓的幸福感与城市的文明程度正相关。”
大连：寻找新名片
●本报记者 吕静 实习记者 徐聪 大连报道
“苞米面肚子，料子裤子”，大连人的这句俗语最能代表大连人爱面子的性格。人的性格决定城市的性格。
好看还是实用，大连面对选择，其领导者也在摸索成长的道路。 曾经，大连的男人们要是不看足球，不懂足球，好像就是“娘儿们一样”。大连的女人们不爱服装、不涂脂抹粉，好像就“见不了人儿一样”。 然而，足球与服装产业在危机中与转型机遇擦身而过。现今大连产业谁主沉浮，或许不仅是一个“新”字可以涵盖。政府企业的“转身”
1999年，正值大连着重发展文化产业的时候，当时整个城市铺天盖地的关于足球、服装、会展等产业的宣传，连大连对外展示的城市图片中，都要用一只硕大的足球来做主角。 当时，时任大连市委书记的薄熙来提出，大连的发展，必须通过以大规模的城市生态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龙头的“环境革命”和“文化品牌”。 而今，大连体育场门口再也没有排队买票的球迷，万达队的队服售卖厅已经被一家商店取代，一位大连的球迷叹道，过两年这里可能就要拆迁。大连的服装厂显然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除了几家大企业在为国际名牌做来料加工外，其他企业明显缩小了产量。 一旦没有了政府直接的支持和政策性的保护，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冲击，大连的众多“温室中”的企业就无法瞬间适应转变。大连的足球、服装产业亦受此影响逐渐沉沦。 2003年，有金融博士背景的大连市长夏德仁试图带领大连寻找一条“特殊创新”之路，大连软件园成为了大连寻找绿色新名片的第一站。 大连软件园DLSP总裁高炜还记得在十年前的一个晚上苦思软件园定位的情景，当时正好有一则“中国制造”的广告映入眼帘——“中国并不缺制造，更需要好的服务”，后来这成了大连软件园的总理念。 在成为夏季达沃斯论坛指定客车之前，一汽集团大连客车厂厂长王景星就在考虑产业升级、绿色改造的事情。“我们以前大多生产柴油大客车，竞争非常激烈。”王景星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历程以及由此积累起来的知名度，让王景星坚定了走新能源道路的信心。据了解，大连客车厂未来两年的目标是将混和动力和纯电动车产值提升至总产量的50%，这个比例还将扩大。 如果说以上两个企业还是由于政策导向，从而走向绿产的话，那么路明科技的经历似乎更具有传奇性。2001年，由于他们生产的自发光材料引导了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现场18000多人逃离，一时名声大震。现在，大连路明科技集团已经是以高科技发光技术材料为主要产品的光电子科技企业，并成为大连“绿色”产业的标志之一。
“绿色企业”问题单
然而，新能源项目持续升温，带来的不仅仅是滚滚的财源，对于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路明集团来说，市场的无序竞争让他们吃了不少亏。 “我们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和专利体系。但是每年花大价钱研究出来的产品很快就会被南方小企业抄袭。我们前期投入太多，成本很高，一上市就处于劣势地位。”路明集团企划部部长赵屹对记者感叹。 不仅仅是路明集团，大连软件园总裁高炜也认为，现在内部竞争打价格战是新兴产业发展中最可怕的事情。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软件园区总数超过200家，而在数量不断增长的同时，各地软件园为相互争夺企业入园而争相压价。 “软件园现在走过11年，已经有点迷茫了。很多城市为了第二年CDP的增长，都不如实统计。当地政府为了引资开始弄零房租、零税收，这是典型的恶性竞争。”大连软件园公关部经理魏雪梅说。 大连市政府出台了系列吸引人才的措施：凡是年薪超过6万元的企业员工，大连市政府每年还将补助其6万元。虽然，年薪12万元绝对可以算得上大连的高收入人群。但相比于北京、上海的人才“爆棚”，大连缺的无疑是城市规模和机会。“因为人才奇缺，很多事情都得事必躬亲。”赵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频频被电话打断，这大多数都是猎头公司打来的。 更重要的是，在模仿还是创新这个问题上，大连的企业遇到了难题。 “风电设备制造产业的开发，需要政策层面、用户、设备制造商的共同支撑，但我们走了很多弯路，一是重复引进，外国企业把淘汰的设备卖给你，我们就买了。二是与国外的合资合作中我们拿市场换技术，这样核心技术永远拿不到，市场还被他们占领。”大连重工起重集团的副总经理田长军表示，国内的企业应该先模仿再创新，不要追求短视的利益，虽然现在国家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但不能所有人都盲目地加入到这个队伍。难以摆脱的宿命
无论如何，大连企业的绿色定位算是赶上政策的“及时雨”，但如何运用政策实现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当事人，还尚属摸索中。 绿色产业的环境还不成熟，行业准则、产业方向还不明确，是记者对企业采访时的最大感触。现在看来，大部分企业只明白自己企业未来的产业规划，提及大的行业方向，却少有人关注问津。 高炜认为，这个产业的发展还是需要靠政府支持。像招商引资方面，大连市政府一直进行推广宣传，这才引来了很多中央领导前来考察，成就了基地城市的示范区。之后，商务部、工信部、科技部相继都来支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另外，大连重工集团的风电设备制造已在国内居于前列，以其为代表的风电项目，已经成为大连绿色经济的“血肉”。“我们这个产业的盘子太大，如果没有政策和政府补贴，那的确很难运作。”田长军说。 一汽客车厂厂长王景星告诉记者：“大连市对我的企业很关注，政府领导特别要求我们的企业转型为以新能源客车为主的企业。夏德仁书记提出要求要绿色公交。大连政府给了我们很多支持。比如说现在在大连购买一台新能源客车，就可以拿发票去大连财政局拿2万元补贴。” 据了解，一台新能源客车的成本是300万元，大连市政府每台车给企业补贴50万元，虽然如此，现在的市场反应并不热切。但相信，如果没有这50万元的补贴，产业推广将更加困难。 现在看来，除了政府的支持，应尽快找到核心技术，以保证企业竞争力。当然，绿色产业毕竟还属新兴产业，它的发展路径并无清晰的规律可循，一切还要在“摸索”中上路。
大连模式的借鉴意义
——访三亚市副市长李柏青
同为旅游城市，远在中国南端的三亚近些年频繁以世界小姐选美大赛、精英模特大赛等一张张城市名片夺人眼球。相比中国最早推出城市名片、进行城市营销的大连，三亚市副市长李柏青认为，三亚要把文化当产业做。但大连真正发力的仍应是产业结构。
《中国经营报》：如同之前的大连在寻找城市名片一样，我们看到三亚也在寻求文化出路。世界小姐选美大赛、精英模特大赛、大力士比赛、围绕奥运火炬境内首传城市所做的营销等是三亚打造的一张张名片。同为旅游城市，大连模式对其他城市的发展经营有什么借鉴意义？ 李柏青：前些年大连的城市名片思路能用得这么好，首先应该说是大连的群众基础、产业基础、文化基础都非常好。在这一点上，大连走出了自己的个性。 但三亚不同于大连，大连做这些是放弃了某些优势产业的发展，总有人觉得可惜。但这些放在三亚，我们就会把它当产业做。大连在旅游上，极地馆、博物馆等都有特色。但从旅游产品开发上独特性的东西还是显得少。 我想大连可以找到一个更大的支撑点，它完全有能力有这样一个国际区域的舞台，发挥影响力。 《中国经营报》：从适合大连人口味的“形象工程”，到现在“软件外包新领军城市”的产业格局重整，这些年大连的发展模式你如何看？ 李柏青：从产业发展来讲，大连早些年的发展放弃了自己的很多优势。从区位和传统优势来说，大连的很多行业都具备了极强的优势。但在产业上错过了一些发展的时机。我想大连真正发力的还应该是产业结构。包括物流、加工业、软件等这样的行业的发展。现在大连的产业软件开发理念表现了现在大连的战略思维和能力。 产业园能够代表大连发展经济上的远见卓识。这些都值得探讨、产业定位，到底是追随别人？强拉还是自创？ 《中国经营报》：即将开幕的达沃斯论坛有一节主题是“城市与经济发展”。如何理解这两者的关系？ 李柏青：从三亚的发展来讲，就是理念。最早三亚没钱、没能力、没手段，所有事情都是让别人来做。最后形成了整体的势头，就是把社会上最高端的资源拥挤到三亚，外来的人员资源给三亚打造产品，打造品牌。但之后，我们摸索学会了自治，实现了资源的全方位市场化、社会化，并对这种进程给予保护。 现在我们有市场的社会化、开放度、国际化。这几条原则下，使得三亚经济高速良性发展。在当下的经济形势下，要走市场经济，开放式的经济。不走开放的路不行。
“移民文化”与大连性格
杨有忠
许多人认为大连是一座移民城市。以此来表明这个城市的开放度与发展水平，进而产生许多自豪感与骄傲。笔者认为把大连的城市称为移民城市过于牵强。原因：历史上除本地极少一部分土生土长的人口外，大部分为日伪时期从山东闯关东的，再大的一次外来人口潮是在建国初期，为了建设大连，从东北各地抽调过来的军队转业干部，成分基本为南方人，经过近50年的生活发展，已与这个城市融为一体，已经融入到这个城市文化之中，但文化风格基本一致，海味文化的基本特征，讲话直接干脆，思想意识却逐渐趋于保守，“苞米面肚子，料子裤子”曾是大连人的典型意识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大连人敢穿”也风靡全国。
同宗同根缺乏文化反差的碰撞
即使到现在，讲求个性化，也无法体现大连整个城市地区的文化特色。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涌入的开发区人潮，以东北吉林、黑龙江人为多数，南方四川、浙江、福建等地做生意的居住在大连为数不少，但整体看，这部分人的文化思想尚没有形成主流，相反，由于本地有其同宗同族的前辈，受其影响，出现逐渐海味化倾向，因此，谈像所谓美国出现的移民文化，未免牵强。美国的移民是世界性的而且是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国籍、不同语种、不同文化背景的，由此产生的各种民族文化大碰撞，多姿多彩。国内像深圳这种全新的新兴城市，外来移民潮比较集中，年龄结构、文化教育背景的程度层次分明，呈现开放性文化特征，仅此而已。大连尚不足以称做“移民城市”。移民概念移植海外，有抄袭炒做之嫌。所以，这种文化的环境影响对于大连企业的品牌建设难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于大连“海味”文化属于一种无根的萌芽状态，饮食上大连菜无特色历史悠久，商品中仅有一点表现历史文化延续的大连啤酒如今已面目全非。轻工产品全线崩溃，星海电视机、大连糖果、童装，一个个消逝得无影无踪，商业上，妇女门市、儿童书店等那些曾经寄托了人们美好回忆的商店早已是明日黄花；四川面馆、山西刀削面、海味馆，曾经是大连人“下馆子”的好去处，世事沧桑，本该成为百年老店的这些招牌不是人去楼空，就是改头换面。虽然现在我们忽然明白了：这东西原来叫品牌，原来是这样值钱。如今只留下一个糯米香，生意红火，几十平方米的地方每天营业额均在万元以上，为这个城市的文化增添一点美味遗迹。不过，随着新的一轮城市改造，糯米香即将面临动迁的可能，它能不能避免地理位置所造成的影响，作为大连人将拭目以待。倒是有些真正不该留下的遗迹，至今没有完全消失。比如日伪时期在大连留下的永久性的几座标志建筑物，依然吸引许多日本人旧地重游。 大连在城市开放中一直领先于国内其他城市，但是作为大连企业在品牌发展中却远远落后于国内其他沿海城市企业，甚至是一些内地企业，比如四川、重庆等地的企业发展。在这里我们不仅想到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地文化的影响。大连缺乏全国性品牌，山东出了海尔、海信等许多全国性品牌，这同齐鲁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近到近代山东人闯关东，远到孔子周游列国，无不透露着地域传统文化对当地人民的滋养作用。大连是辽东半岛的最南端，半岛这种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客观地造成了大连“货到地头死”等一些文化影响。如何冲破这种狭窄的地域文化的自然影响，是企业在经营品牌的首要战略。
移民文化的诞生以及未来影响
真正移民文化的诞生将来自于加入世贸组织后许多“洋打工者”的涌入。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门的完全开放，许多欧美、亚洲等国家的投资者与青年人带着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操着异样的口音、穿着形形色色的服饰开始涌入中国，涌入大连。在大连表现最显著的企业就是目前的外语教育学校。在大连许多外语学校，许多来自欧美年轻的旅游者、留学生在这里做教师，他们与我们这个城市的下一代朝夕相处。各种不同的文化已经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社会的未来一代。而且，许多归国留学生在大连办起了外语学校，同时也把国外的教育方式带到了国内。作为外资企业的国民资格的取得，带动了投资的增大，不仅这样，越来越多的aihuau.com洋人为中国大大小小企业打工的现象也将越来越多，而且，这即将是一股巨大的潮流。 真正的移民文化将在像大连这样开放的城市中首先形成气候。企业品牌经营管理的各种战略战术将会出现飞跃式突破，一切能够以开放的企业文化性格接受这个潮流的企业将要成为受益者；而拒绝乃至反对这种倾向的企业会受到灭顶的威胁。未来并不遥远，何去何从，对于大连许多渴望发展的企业，渴望纵横在世界市场上或者与“狼”共舞的企业，以开放的企业文化性格运筹帷幄，将同我们这座年轻的城市一道，从容面对真正移民文化潮的到来，从容享受移民文化的滋养，从容推动移民文化的发展，将功不可没，名垂青史。 一位美国朋友首次访问英国和欧洲时，感到奇怪，“为什么在这儿每当我问任何事、任何情景、仪式或规则的原因时，他们总是给我历史的回答——因为……而在我们美国，我们总是想要一个实用的答案——为了……我提醒到，欧洲人总是回头看他们历史中最好的部分并尽可能少做改变，而美国人往前看并想改变得尽可能多。”这段话是著名的英国商界领袖查尔斯·汉迪在《非理性的时代》中谈到的。 但愿移民文化不会出现得那么快，即使这样，这股历史潮流已经势不可当地向我们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