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后美国世界》
崛起势不可当 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文化的独特性，而是其影响力的普遍性。中国自认为是一个致力于和平崛起的国家，它的行为也充分体现了谦卑精神和不干涉原则，并希望与所有国家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然而，历史上许多崛起的国家也都认为自己的动机是好的，但到头来仍然以颠覆既有国际体系而告终。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当一个国家的权力增长的时候，势必按捺不住加强对环境控制的诱惑。为了提高自身的安全，它一定会加强自己对政治、经济和领土的控制，从而按照自身的特定利益改变国际体系。这里最关键的论点是：历史上的大国都认为自己有着最良好的意图，但无一例外都不得不采取行动保护自己不断扩展的利益。而中国作为世界上的第二号强国，自然也会把自己的利益大大地向外扩张。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意图无关紧要。在杂乱无章的国际政治世界上，意图与结果没有直接的联系。（1914年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打一场世界大战。）这样的世界就像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所有的公司都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而提高价格，但却造成了与意图相反的体系性结果-价格下跌。同样，国际政治也是一个没有单一最高权威的体系，国家的意图并非总能准确地预知它的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正因如此，才有了罗马人的至理名言："欲求和平，必先备战。" 中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和平崛起，将取决于中国的行为和其他国家的反应，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造成的一系列效应。鉴于中国的现有规模如此庞大，以至于它不能指望神不知鬼不觉地跻身于世界舞台上。例如，中国到处寻求能源和原材料，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正在快速增长中，消费的能源和各种商品自然会大量增加，因而需要找到稳定而可靠的供应来源。其他国家都在购买石油，中国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问题在于中国的规模。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是在如此庞大的规模基础上进行的，这会使它不可避免地改变博弈的性质。 中国对自身利益的认知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相比吴建民等老一代外交官，新一代外交官都对中国的新权力有着清醒的认识。令一些中国观察家担忧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势必会渗入中国人的头脑里。2005年，李光耀在中国访问的时候，曾经含蓄地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他担心的不是中国的现有领导层，甚至也不是下一代领导人，而是下一代的下一代，因为他们将出生于稳定、繁荣和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年代。"必须让中国的青年人明白，他们需要让世界确信：中国的崛起不会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李光耀在复旦大学演讲时说道。他指出，自邓小平以来，促使中国领导人保持谦卑的，是关于毛泽东所犯错误的痛苦记忆。李光耀接着说："年青一代生活在和平与增长时期，对于中国不堪回首的过去没有切身的感受，因此让他们认识到中国因为自命不凡和意识形态狂热酿成的错误是至关重要的。"
截至目前，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以商务活动为中心，尽管如此，其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例如，中国正致力于同非洲国家加强经济联系。非洲大陆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而这正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对于建立新型的贸易关系，中国和非洲国家政府都持欢迎态度-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之间没有纠缠不清的殖民历史和交恶经历-双方之间商务活动因而蒸蒸日上。中非贸易额年均增长50%左右，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则增长更快。近年来，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创历史最高纪录，更为重要的是，许多非洲国家都把这一成就归功于它们同中国建立的新型关系。而且中国也费尽心机，多方向非洲国家展示善意。2006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主持召开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48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全部参加，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由总统或总理亲自与会。这是有史以来在非洲以外召开的最大规模的非洲峰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承诺扩大对非洲援助规模，在两年内使对非援助规模增加一倍；在今后3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20亿美元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设立一个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以进一步鼓励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取消非洲国家欠中国的多数债务；进一步向非洲国家开放市场；在今后3年内为非洲培训1.5万名各类人才；并在非洲大陆新建医院和学校。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热情洋溢地说道："中国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