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人类经济生活中最悲怆的画卷：大萧条》
1937年5月，在新政实施4年后，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4/5的人赞成通过公共工程计划来实施救济。随着新一轮的经济衰退，民意调查显示，工作救济打败其他救济方式成为人们的首选。有个流传颇广的故事说，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在领到救济支票后，主动打扫镇上的街道，他说："我要做点事情，我不能白拿这些救济。"
这一切要归因于"民用工程署"（CWA）专门从事工作救济的部门的快速发展。这个部门直接通过区域分支机构运作，少了地方的繁文缛节，于1933年10月正式启动，目的是应对寒流的袭击，和大多数乐观主义面临新政伊始的失落。CWA很快让400万人拥有了工作，它规定，体力劳动者每周工作30小时，职员和技术人员每周工作39小时。较高的工资和相对好的工作环境，使CWA迅速成为私企低薪工作岗位的有利竞争者。修桥修路，修校舍，修公园，修运动场，维修游泳池，控制虫害等等，共花掉了约9亿美元。紧急情况下，做些毫无意义或意义很小的事情必不可免，但没有哪家机构比CWA受到的抨击更厉害，"做毫无意义的事"（boondoggling），这是民众形容CWA的新名词。 虽然CWA的某些计划的价值值得商榷，但总体而言却显示了工作救济的精神价值。密歇根州的一个县的一位CWA说："即便是一个短暂的机会，赚到一点点工资，但它带给人的快乐却是无穷的。"她注意到，很多人在离开她的办公室时"喜极而泣"，有的人拿了工资就直奔理发店，享受几个月来的头一次专业理发服务。接下来的几个礼拜，他们都神采飞扬，踌躇满志。理发师本人、杂货商、药剂师和服装商人也同样恢复了信心。但并非每一个获得救济工作的人都兴高采烈，对那些曾经从事专业或技术，如今沦为苦力的人来说，内心的酸楚中隐藏着愤怒。一个41岁、有7个孩子的机械工程师，在CWA辛苦熬了几个礼拜后，无奈又带着讥讽地写下："挖沟是一项高贵的职业。"1934年春天，CWA走到了尽头，FERA所接管了它的剩余项目。 大体上说，在FERA下，州、市、县的救济得以改善和提高，只养活了极少数的寄生虫。数百万已达成年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本该颐养天年的父母也无力养活自己。刚刚变穷的人还有某种羞耻感，FERA试图保护他们的自尊，但随着形势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心安理得地接受救济，并抱有这样的信念--山姆大叔有义务负责他们的生活。长期无所事事的状态使失业者的能力逐渐丧失。出于同情，地方政府常常把很快会被清理出市县救济名单的寄生虫留在联邦政府救济名单上。 越来越清晰的一点是，在周期性波动的范围之内，新政的措施并没有减少，但救济的人数却与日俱增。于是，政府决定取消FERA，放权给地方政府去救济，联邦政府的经费则投入到更有长远价值的项目上。1935年12月，FERA解散。它的后继者--公共事业振兴署（WPA）则是新政后期的事了，而非百日国会所启动的立法，及其一连串直接后果的衍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