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人类经济生活中最悲怆的画卷：大萧条》
然而这些大范围的变革并没有唤醒起普通民众的意识，1929年的他们更信奉个人主义与私营企业的自由发展。在国家的经济机器以繁荣为燃料正常运转时，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如同劳资矛盾一样，以不为人察觉的方式存在着。 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并非始终如一，它有点类似发烧带来的面红耳赤，而非健康的红润。农业不光因1917～1918年间浮肿般的过度扩张而痛苦呻吟，还与煤矿和纺织品一起，住进了被称为"病态工业"的病房。当时很长一个时期，产业剧变带来的失业问题一直困挠着人们。早在1926年，失业者就有15万之多；到1929年，这个数字则骤增至180万以上。乐天派完全没有意识到，失业和贫困已经成了长期的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它既不能短时间化解，也无法靠个人慈善去力挽狂澜。当公共救济所需资金节节攀升时，为解决此问题而募集的个人基金所占份额逐渐减少。1911年，16座重要城市用在公共慈善事业的钱是150万美元，而在1928年，一年就花费了2，000万美元。
人们开始质疑银行业务的缺陷。在1929年大崩盘前的6年内，银行以每天破产2家的频率发生着，但却鲜为人知。生产能力和出口产品的比例严重失调，至少1/5的资源没有得到善用，这让国家损失了大约150亿美元的收入，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 毫无疑问，美国经济的缺陷在于消费，而非生产。汽车和无线电的"滞后"、建筑业的不景气、航空带来的失望布满了1929年秋天的金融版面。由于美国的生产更多涉足奢侈品和耐用品的领域，一旦需求紧缩，这些产品就会闲置、积压，导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1929年的大萧条空前严重而持久的原因就在于此。 1923～1928年间，美国投机收益指数从100增到了410，而工资指数仅从100增至112。这导致消费品的收益大大减少，远远低于投资渠道和短期拆借市场，购买新的生产设备的投入，更比不上流入富人腰包的金钱洪流。这是从未有过的状况，国民收入大部分用于投资，生产能力远超消费能力。到了1929年，美国人的购买力显现出严重失衡的状态，人们常用卡莱尔的短语"丰裕中的贫困"来解读这种现象，"国家潜在产品能力调查"委员会更是形象地把这段时期喻为"富人的敛财狂欢"。 当时，2/3的储蓄是由年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家庭存下的，2/5的家庭年收入不足1，500美元，1/5的家庭年收入甚至低于1，000美元、入不敷出，那些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的家庭，要花掉他们绝大部分收入才能勉强维持温饱。在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家庭中，几乎不能指望他们有可观的储蓄。布鲁金斯研究所对经济光谱的两端所做的研究显示，在1929年，收入超过100，000美元的24，000个家庭，总收入是收入最低的600万个家庭收入总和的3倍。也就是说，最富家庭的平均收入相当于最穷家庭的630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