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聊斋》于去恶故事的启示 有关专家告诉我们，独董要想在公司治理框架里有效发挥自己的作用，既要克服“两张皮”的现象，又要走出“独立”的悖论：既受制于大股东产生和存在，又要发表独立于实际控制者的意见。破解类似的困局无疑需要全方位的探索，而在《聊斋》于去恶的故事中，有关三国猛张飞巡视考场，去伪存真的颠覆作用或许可以给独董制度的完善以有益的启示，由此进行中国式独董制度的试验也未尝不可。 “巡视”的独立意见更具有权威 于去恶是《聊斋》的作者蒲松龄虚构的“阴间”的一个考生，姓于，去恶是他的字。于生原本以为阴间的考场秩序要比人间好得多，谁知既定的制度也有靠不住的时候。于是他在考场上交出一份尽情针砭时弊的策问后就不抱什么希望，果然名落孙山。恰好这时候在死后被封为桓侯的三国时期蜀汉名将张飞奉命巡察，将“落第”的试卷重新复查了一遍，对那个于生的文章大加赞赏，收在麾下，推荐他做了交州外巡海的官员。 在一般读者的印象中，张飞当是一个疾恶如仇的人物，让他担任“大巡环”这样的官职，去肃清全国的科举，这和于姓考生“去恶”的诉求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聊斋》的作者虚构“大巡环”这样的官职针对的是“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的严酷现实，暗含原本就不应该温良恭俭让的主张。这和独立董事制度创立的初衷完全一样。在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的国家，为了克服一元制的缺陷引发了这场被称之为董事会制度革命的独立董事制度的创立。之所以有设立独立董事制度的必要，就是因为高管诸如为自己定薪酬、进行利益输送等等败德行为的存在，公司丑闻屡禁不止。2001年安然事件曝光后，美国监管部门颁布的法条进一步强化了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明显是基于在利益诱惑面前人性恶的假设之上。 独立董事之所以要独立，除了要避免陷入利益纠葛，以便发表客观中肯的见解，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出一定的权威。《聊斋》的作者安排张飞这样的猛将担任“大巡环”，或许看中的就是其绝不会同流合污、雷厉风行的作风：“瞻其须眉，凛凛有生气。又其生平暗噁如霹雳声，矛马所至，无不大快，出人意表。”其中的“暗噁”指的是对恶劣行径的怒声喝叱。张飞除了拥有否决权，还有信息采集权，权威不可轻视。如果他只能按照“帘官”（即各级考官）提供的信息做判断，就很难摆脱既定的窠臼。他的信息采集从原始的数据开始，然后对结论进行甄别，有理有据。独立董事要想避免被管理层操纵，至少在信息采集方面当有强力的支持，才能体现出一定的权威。 其实，张飞的“大巡环”不可能是单枪匹马，背后当有一个班底。该班底颇像当前彰显反腐决心和行动而派出的中央巡视组，其背后洋溢着深沉的民意期待。中央巡视组“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着力发现是否存在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等职责，和独董对公司败德行为的遏制是一致的。巡视组在行使监督责任时要想落实中央领导有关“敢于碰硬，发挥震慑力”的指示，没有一点猛张飞的精神是不行的，否则就揪不出“老虎”来。中央巡视组虽然与钦差“大巡环”有质的不同，但是两者之间所体现的传统文化的脐带告诉我们，独立董事如果能以“巡视”的形式出现，或许更能在“中国式”中发挥作用。
职业化的重点是体现社会公正 对公司监管以巡视的形式进行，绝非狐鬼故事那样虚幻，从今年4月开始掀起的“债券市场监管风暴”，就是由多部委联合发起的较高规格的排查，效果明显。只不过这种排查还局限在债券市场，很难覆盖全部的资本市场，离业界的“大巡环”还有一定的距离，很难做到“疏而不漏”。如果说扩大排查的范围需要进一步扩大监管资源与执法力量，那么分散设立的独立董事正好可以被召集起来统一使用。 独董的派出或者产生应当职业化，对公司败德行为形成威慑。中国企业独立董事的设立起初就是迫于国际资本市场和国内监管机制的压力，然而无论独董在董事会中的席位占多大比例，都是由企业支付薪酬，难以保证其独立性，由此产生的作用也总是受到人们的质疑。在中国红十字会与其社监委之间的关系中，社监委的面世应当类似于独立董事的作用，曾经对于人们恢复红十字会的信任带来了希望；但是人们很快发现社监委不仅没做什么事，反倒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沦为红十字会的公关部。这种对双方都没有益处的情况，被舆论称之为“互坑”。要想摆脱类似的尴尬，独董有必要职业化，超脱于企业的聘请。可以考虑按行业组织独董协会，由协会派出独董，经监管部门授权后，以排查、巡查等形式行使职权。 独董履行职责应当有自己的规律，而不能在被动参加会议时才能发表意见。在《聊斋》于去恶的故事里，张飞行使“大巡环”的职能有一定的周期：“三十年一巡阴曹，三十五年一巡阳世，两间之不平，待此老而一消也。”这虽然是虚拟的，但也反映了一种监督巡查不能按照被监督对象的意志行事的述求。实践中，独董履行职责并非一直呆在企业，一年能够在企业工作25天已经算不错的情况。除非经营者主动咨询，否则独董只能在相应的会议上体现话语权。如果独董能够按照监督的规律行使职权，就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取信息，实际控制人不得拒绝。这与中央巡视组以及时“发现和反映违法违纪线索”，奠定深化反腐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一样，有助于及时抓住企业高管违规行为的狐狸尾巴。 独董的作用主要是体现社会公正，需要防止异化为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工具。独董以排查、巡查的形式行使职责，可能存在着对某个专业领域并不精通的弊端；但这并不妨碍独董站在社会公正和企业整体和长期利益的角度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正如人们不必成为金融衍生品的专家，但同样可以认清其属于“次级”信用的本质。一般都认为，张飞勇鲁好武而少文，当与汉初名将周勃、灌婴为伍；而《聊斋》的作者却让他在身后担当文昌君的职能，弥补文昌君的不足，这种角色反串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安排。企业在落实独董制度时，实际控制人更希望独董成为顾问，能够提供企业所需要的人脉或其他重要资源。这是对独董作用的异化，恰恰需要通过角色反串等方式予以校正。 经营自主权理应纳入法治轨道 可以预料，将巡视组作为独董存在的中国式很难得到企业的主动认可，多部委联合发起的对债券市场较高规格的排查就被认为是“过度监管”。尽管独董的资格可以事先被企业认可，然而让独董以“钦差”的身份在监管中动真格，有可能被认为是对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干涉。殊不知当前掀起的第五轮改革，就是要以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为突破口，需要将经营自主权理应纳入法治轨道。当然，将巡视组作为独董存在的中国式需要处理好以下的关系： 首先，处理好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的关系，有效抑制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聊斋》的作者为张飞虚拟“大巡环”的官职，并不是想废除科举考试，而是想让科举取士更加规范和公正。张飞的雷厉风行威压的是考官，并非针对考生；这既是对张飞“敬礼士大夫”的褒奖，也可为具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带来希望。否则，让考官为所欲为，“吾辈宁有望耶”？即便如此，《聊斋》的作者也认为三十五年“大巡环”一次的周期太长，“来何暮也”。同样的道理，独董以巡查的形式加强监管并非否认市场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而是要及时识别高管的公司败德行为。实践告诉人们，严苛的监管可以造就民众的信任与有效的信息传递，进而形成循法治、生效率的优良市场环境，不至于让国人对食用国内生产的牛奶不放心。 其次，处理好经营管理科学性与正当性的关系，校正与法律制度保障体系博弈的惯性。从企业高管的角度讲，如果一定要设立独董，那么独董最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其潜在的逻辑是“化敌为友”，希望独董能够利用专业知识帮助企业规避各种风险，包括与法律制度博弈，所以不惜一再提高独董的薪酬。实际上，独董理成为企业高管的“天敌”，否则就没有必要将它作为监管机制的加强而提出来，至少不应当混淆监管者与管理者的界限。独董作为监管者，主要职责是体现管理的正当性；至于管理的科学性，那是通过对高管的考核而实现的。按照《聊斋》作者的说法，是要通过对考官的考核保证识文的正确。考官要想识别考生文章的优劣，自己必须善于作文，否则“大巡环”就可以取消其考官（考场管理）资格。 再次，处理好独董与企业之间对立性与互动性的关系，在与虎谋皮中形成对高管败德行为的高压。既然独董在监督职能上需要定位于企业高管败德行为的天敌，那么要想消除其中的“对立关系”无疑于和稀泥。从独董的角度讲，要想消除自己的独立“屏障”，如果不是被高管同化，那也是在掩耳盗铃。当然，独董与高管败德行为的对立并非和企业对立；相反，那是为了维护企业的整体利益，其中包括需要与中小股东进行更加密切的互动，反映弱势群体的利益。独董与高管同样存在着互动，那就是促使高管毫不懈怠，与时俱进。在《聊斋》的作者看来，考场上的考官原来也是有些学问，只不过他们把学问当做敲门砖，一旦得志，就把学问荒芜了。而通过“大巡环”的促进，他们就不能再满足于过去偶然的成功，以避免“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