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么说吧，二十多年后，王辉耀竟然真的成为了当年他最想要成为的那种人：同时拥有知识和财富，并且在五十岁的年纪，仍然保持对它们的热情——无论是在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组织海归派们探讨“中国未来30年向何处去”，还是写新书《人才战争》，或者成立新的民间智库向国家建言献策。
他的书房正是这种沟通中西、连接官学商的生活的象征。
这是靠近北京三里屯使馆区的一处五百平方米的公寓。主人说，其中超过两百平方米的地方都被用来放书了。一进门的走廊里，有一半的地方被改作了仓库，放着一些刚买回来还没来得及拆封的书。再往里走，客厅的书架和茶几上满满堆的都是各种报纸和杂志，有《参考消息》，也有《时代》。主人埋怨说，自己刚从美国出差回来，保姆忘了收拾，有点儿乱。
右边的房间和客厅差不多大小，原先是个活动室，正中央安放着一张乒乓球桌——这是主人早年生活的纪念。五年前，他整理房间，围着活动室的四面墙壁又加了一圈书架，里面三分之一都是和中美关系有关的书，“有点像是中美交流博物馆。”他开玩笑说。
从客厅往左拐，是一个带壁炉的会客室。这就是王辉耀理想中的书房——可以在冬天的夜晚接待朋友们，一起围着壁炉看书、聊天、喝啤酒。他的确在这里办过不少派对，欧美同学会商会的很多成员比如田溯宁、王波明、徐小平、汤敏等都坐在这圈沙发上喝过酒，沙发背后的书架上有很多英文书——这也是王辉耀的藏品。偶尔，他们还会在这里开秘密读书会，讨论一下世界到底是不是平的。
还有另外一些收藏，放在最里面的工作室里。这里有创刊号的《读书》杂志，有可能是国内最为齐全的中国留学史书籍，作为对昔日岁月的纪念，还有王辉耀大学时代搜集的小说、诗歌和哲学小册子。不过，他最愿意被人看到的当然是书桌上那本《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自传》——这是王辉耀翻译的作品，也是他的诸多出版物之一。他拿起一份英文的A4手稿，说：“我的《当代中国海归》也要出英文版了。”
总之，即使算不上书痴，王辉耀似乎也是什么书都看。每到一个城市，他必去的不是风景名胜，而是当地的书店和大学图书馆。他每天上网站看新闻，也每天固定收看CNN、CNBC、凤凰卫视和中央二套的新闻。
“我算不上有资讯焦虑，但肯定对它有严重的依赖。除了看书看杂志上网看电视，以前我做商会协会，经常搞聚会。现在做智库，也经常组织专家研讨会。我的经历就是这样——别人考研的时候，我去了部委。别人觉得部委好，我又出了国。别人都出国了，我去了跨国公司。包括后来回国创业、做商会、做智库和全球化研究中心，我都比别人早半拍，捕捉东西都比别人要快——这和我阅读量大有很大关系。”
其实，王辉耀的前半生，他自己用这三两句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7月初，他代表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球智库峰会——这是他继官员、从商、组织海归派社团及学术研究之后第四样最新的事业。他如此忙碌，真叫人担心这一屋子的书是不是“眼大肚皮小”的牺牲品。他自己也承认，如今读书效率最高的时刻是长途飞行的时候，“因为哪儿也去不了，手机也打不进来。”
回想起来，这种飞行阅读和当年十六岁“偷书”被抓一样，都成了某种时代烙印。
文学启蒙
七月初，全球智库峰会开始之前，王辉耀去了一趟美国。在华盛顿，他参观了美国历史博物馆，亲眼见到了惠特曼等人的创作手稿。那些泛黄发脆的纸张让他颇有旧日重现之感——当年在四川成都的中学里，他和同学冒险袭击图书室，想要偷的就是这些大师的书。
王辉耀曾经是个文学青年。最早，他看母亲的藏书和杂志，《三言二拍》、《三国演义》之类。长大一点，开始和同学组织读书会，到处借书看。那时候，他喜欢的是高尔基和郁达夫。大学的时候，他是广州外国语学院有名的文学爱好者，组织读书会，写中英文朦胧诗，也开始系统阅读欧美文学作品。他有一本海涅诗集，“都快被翻烂了”。他的毕业论文主题就是华兹华斯的诗歌。每逢看到人群里有人阅读《约翰·克里斯朵夫》，他就仿佛看见了手持秘密暗号的战友。
“文学兴趣对我的人生模式很有影响。”他总结说，“我们文革成长的一代，总觉得人生的模式无非工农兵三种。可是看了这些书，发现无论鲁迅巴金还是郭沫若胡适，无论搞革命还是搞文学，都有留学经历，都会外语，都学贯中西。这时候我发现，原来除了工农兵，还有别的人生模式——后来我大学学英文，后来出国，和这段经历都有关系。”
没错，文学是王辉耀的人生启示录。他至今还记得柳青《创业史》中的一句话——“人生关键就那么几步。”“这些书虽然说教，但也有很多警句，这句话我就觉得特别有用，到现在都有用，我一辈子都记得这句话。的确，我后来上大学、出国留学、回国创业，就是关键这几步——万一走错了，一生就白搭了。”
现在，他的书房里有三样文学生活的纪念品。一个是挂在工作室墙上的一幅莎士比亚英文名句的印刷品——这是文学青年的必读。一个是诗人柏桦送给他的诗集及繁体字版本的《今天》诗刊。“他是我大学同班同学。当年他开始写诗，也是受我影响——我送给他一本波德莱尔的书。”还有一个，是房间角落里的几排旧书。它们是八十年代大学生涯的遗物。随手抽出一本《爱弥儿》——这是王辉耀少年时代的最爱，里头这么一句话被他用红色钢笔画了下来：“他们要得到快乐，必定要依靠女性的自愿。”
王辉耀用笑声掩饰自己的尴尬，把书合了起来。
不过他并不否认，在多年以前，自己曾经是个叛逆忧郁的维特式少年。他回忆说：“那几年，从高中一直到出国，我血压一直是高的。抽烟，失眠，各种各样的压力，担忧人生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
“真正的少年就是烦恼多——这是歌德说的。那会儿年纪小，不知道人际关系是怎么回事，不知道男女关系是怎么回事，对社会什么都不知道，只能通过书本来间接了解。一旦你知道这些事以后，对你的人生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慢慢形成了一个奋斗方向。”
“我真正觉得忧郁期过完，比较如鱼得水，或者说比较觉得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是在出国以后。”
商业启蒙
王辉耀的读书生涯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看大量的文学，提升价值观和人生模式。后来大学毕业进了外经贸部，就开始看更多实用的书了。”
1982年，王辉耀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进入外经贸部工作。和诗人同学柏桦不一样，这时候，他的人生目标已经非常明确——他不想成为一个文学家，他想出国留学。
“我早年读过的那么多文学家，他们都出过国，有跨文化的经验。我又是学英文的，起码得出去直接体验一下吧。毕业两年半以后，我就出国了。”
王辉耀是80年代最早一拨出国读MBA的。出国前后，他阅读了萨缪尔逊的经济学、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和德鲁克。这时候，王辉耀的阅读体验已经不只是青年人生启蒙，而是商业启蒙。“书籍是人最好的朋友，它带来的不只是回忆，还有前瞻性的思考，它能够帮助你系统性地梳理思路。”
王辉耀带着锅碗瓢盆菜刀案板登上了去多伦多的航班。在旧金山转机的时候，王辉耀惊讶地发现，“传说中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水深火热中，可书店里竟然《花花公子》到处都是。这个社会看起来很堕落嘛，但是又井井有条，没想像得那么乱。”
“洋插队”的生涯带给王辉耀新的刺激。在MBA的课堂上，王辉耀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发言，开头总是“一分为二”。教授打断他，说：“为什么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不能一分为三一分为四……”王辉耀明白了，“世上没有绝对真理，只要你能够自圆其说。”
读MBA的时候，王辉耀看了一本书，叫做《你的降落伞是什么颜色》。这本畅销书在国外被誉为找工作的圣经，二十多年来每年都再版。去年，王辉耀的女儿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他又把这本书送给了女儿作参考。当年，王辉耀通读此书，并且花了三个月来实践它。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王辉耀陪着一个中国代表团走访了加拿大的众多城市，代表团团长是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李岚清。
“我们在加拿大跑了十几个城市，去看股票市场。我做李岚清的翻译，就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了解一遍。我真的看到这个世界的机制是怎么运转的。后来去华尔街股票市场，你看到交易间并不大，多少多少亿美元都在这儿，创造世界的金融历史——这个能量是很大的，它虽然小，但是它在创造世界。”
至此，王辉耀成为一名有商业抱负的行动者。当年的维特之烦恼都是史前史，而之后的回国创业、创建欧美同学会商会和著书立说都是后话了。“我现在终于自由了，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我在物质上已经自由了，我追求精神上的自由。”
现在，王辉耀的办公室在万达广场，但他很少去。他喜欢待在这间书房里看书写作，累了就去楼下的公园里散步。有一阵子，他写了好几本和留学、海归有关的书，俨然“中国海归代言人”。他搜集了一书架子的相关参考书，其中，有好几本“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的传记。
“容闳是我的榜样。他没有做官，也没有实权，但是做成了很多推动历史的伟大事情。如果他活在今天，恐怕会觉得我们还是不够开放。我真想问问他，当年他是怎么说服李鸿章和慈禧太后送官派留学生出国的。”
他已经很少看小说了。“年轻的时候，想看这些东西又没有，翻来覆去就是《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创业史》这样的东西，看了多少遍。现在想看什么都有，又没有那个时间和心境了。我跟着孩子看《哈利·波特》，就看不进去。那是一个理想的、虚幻的世界，可人越长大，接受现实的东西越多，越觉得有现实的东西需要去改变。文学这个东西，只适合在世界刚刚被打开的时候看一下。”
王辉耀坐在沙发上，轻描淡写地说着这些话。他就像已经长大成人的哈利·波特，额头上闪电形状的胎记已经消失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