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结网”之道
面对中国的创业大潮，英特尔、思科、IBM、Google······跨国公司纷纷将渔网撒开，用CVC（企业创业投资）发掘和培植中国的“鲨鱼苗”
文 | 本刊记者 林涛
当贝塔斯曼2008年7月在中国关闭其标志性业务（贝塔斯曼书友会和连锁书店）时，外界普遍将这一举动视为贝塔斯曼从中国败退的标志，“折戟”、“溃败”，甚至有媒体刊登了“贝塔斯曼之死”的耸人标题。
如此糟糕的评价让贝塔斯曼新任CEO哈特穆特·奥斯托夫斯基有些灰头土脸。事实上，他不仅没有退出中国市场的打算，相反他还把中国视为全球三大新兴市场之一，同时还在中国设立了除德国、美国之外的全球第三个总部。
不过，在管制严密的出版以及教育等领域，奥斯托夫斯基不打算再死钻“牛角尖”，他祭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策略重返中国市场。2008年1月，贝塔斯曼成立了亚洲投资与战略发展基金，这只规模达到1亿欧元的投资基金将重点放在大中华区的创业投资，投资领域包括媒体、教育和服务外包。到2008年结束时，该基金在中国投资了四个项目。
“贝塔斯曼本来是要自己来做业务的，但几年下来，它发现最好的方式可能还是投资。”华兴资本CEO包凡认为。
贝塔斯曼并不是唯一的案例。思伟投资，一家专注于数字媒体和消费品技术领域投资的创投基金，表面上看来与其他创投同行们没什么不同。其实，这家用米老鼠作为LOGO的创投基金背后是国际传媒大亨迪斯尼。如今，这只创投的第三期基金1.75亿美元正投向中国。过去两年，有7家创业企业接受了该基金投资，包括56网、游戏谷，以及北京网尚文化等。
在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的星空卫视等业务“败走中国”的同时，迪斯尼却“退而结网”，通过创投基金实现在中国传媒业蚂蚁雄兵式的产业布局。
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企业创业投资（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下简称CVC）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许多跨国公司早就通过创业投资来渗透、控制产业链上下游，并以此巩固自己行业的优势地位。
金融风暴来临，创业企业的资金链骤然紧张，IPO的融资渠道则长期关闭，这些跨国公司正在加大对“鱼儿”的打捞力度。“虽然很多风险投资、私募基金放慢了脚步，但是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最好的投资阶段。目前，英特尔在中国保持着每个月一个项目的投资进度。”英特尔投资亚太区总监张仲说。
近年来，在巩固了行业地位，并积累了大量资金之后，一批优秀的中国本土公司也开始尝试创业投资。除了联想控股2001年创立联想投资之外，现在，更多的中国公司也逐渐认识到企业创业投资的重要性，它们已开始在上下游产业链布局。
6月初，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将在未来几年内斥资至少2亿美元进行并购和其它投资。在此之前，阿里巴巴的战略投资部门已在包括手机浏览器研发公司优视动景（Ucweb Technology）在内的10家公司投资了7300万美元。
盛大网络的投资则更成体系。2007年，盛大首次提出投资创业企业的18计划。随后，其又将18计划变更为“18基金”，投资额度也增至30亿人民币，投资范围从游戏研发扩大到任何网游相关的项目。如今，已经有超过30个项目获得了18基金超过3亿元的资金支持。
盛大之后，巨人网络也推出了类似的投资基金—“赢在巨人”。而腾讯、百度等公司也低调进行了大量创业投资。还有雄心勃勃的中国公司甚至已经把投资触角伸到了中国之外。
不过，“中国的CVC才刚刚起步。慢慢来。”包凡说。在本土CVC崭露头角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它们的跨国同行是如何在中国“捕鱼”的吧。
通吃产业链
中国持续多年的创业热潮，成就了跨国公司创业投资的盛宴。在跨国并购在中国变得越来越敏感的时候，创业投资自然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2009年初，诺基亚旗下的“诺基亚成长伙伴基金”注资空中网680万美元。这是诺基亚在3G概念下在应用领域的一次战略部署。在进入战略转型阶段之后，诺基亚逐渐意识到软件与服务的重要性，因而急迫需要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进行产业链布局，通过创业投资基金向产业链上的潜力公司注入小额资本是其重要手段。
在中国市场，除了“诺基亚成长伙伴基金”外，另一只具有诺基亚背景的BlueRun风险投资基金也早在2005年开始运作。多只不同风格基金的互补，使诺基亚的投资涵盖了早中晚各阶段创业公司，其投资范围也遍布了TMT行业。
英特尔无疑是创业投资领域的激进者。英特尔在互联网、新能源等看似与英特尔芯片主业无关的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推动中国本土公司的创新能力，增强它们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长久看必将会带动整个IT产业的升级与发展。”张仲解释。事实上，当年英特尔在投资搜狐时也没有与其直接合作，但是搜狐等对互联网发展的推动，最终也会带动含有英特尔芯片的电脑销售。
韩国SK最近则忙于在中国开拓新的市场领域，近年来其加大了对中国娱乐业和互联网的投资力度。2008年，SK投资太合麦田；2009年，其又对B2C网站千寻网投入3亿元人民币。
对IT领域的新贵而言，瞬息万变的技术和市场随时会让它们遭受灭顶之灾，即便是曾经被认为是最具创新力的谷歌，如今也面临创新乏力的危险，通过投资拥有新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业企业也是它们保持活力重要手段。
3月31日，谷歌宣布成立创投基金Google Ventures，计划在未来一年投入1亿美元资金，用来支持和鼓励新技术公司的创新，尤其是新能源领域的企业。此前，谷歌一直通过与风险投资基金合作来间接投资创新型公司。在中国，谷歌的投资部门已投资了7家中国互联网公司，而这些公司都是谷歌在中国与百度竞争的重要帮助。
显然，西门子、高通、诺基亚、思科等，这些欧美老牌行业巨头，无疑都是通过企业创业投资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
尴尬
在亚太区，英特尔投资拥有一支30多人组成的团队，他们不仅会为投资对象提供行业发展信息，还会调动其他业务部门的力量来帮助投资对象找到客户和销售渠道。这是CVC可以带来的独特价值。不过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金洪恩是英特尔投资在1999年注资的一家软件销售企业。合作三年之后，金洪恩不仅没有动用英特尔投入的资金，也没见到想像中的协同效应。公司创始人池宇峰后来如此评价这次令人失望的资本合作，“英特尔实在太大了，部门之间分工特别细，单独的风险投资部根本无法利用跨部门的现成资源帮助我们。其实，应该说它们不是真正的VC。真正的VC会帮你。”
当年池宇峰对英特尔投资的抱怨是所有CVC都可能面对的窘境。CVC需要得到公司业务部门的支持，但是很多时候，业务部门并没有利益驱动来帮助投资部门。“投早期公司比较容易影响它们（被投资对象），你可以比较容易地让它们向英特尔靠拢。”张仲说，“但是早期公司（成长）需要时间很长，业务部门很少有那么长的时间或者耐心去等待这个伙伴。”
“公司内部的创投基金在运作上还是很有难度的，很多时候它很难把握其中的原则。”包凡认为。他所说的原则，是指在被投资企业的回报与企业自身战略之间的平衡。
经过多年磨合，大多数企业的投资部门与业务部门形成了共识，双方的合作也日益紧密。不过有些时候，即便投资获得了业务部门的配合，要一厢情愿地将投资对象绑定在公司的战略轨道上却也绝非易事。许多时候，CVC在被投资公司里只是没有董事会席位的小股东。
创业投资甚至也会培植竞争对手。谷歌曾经在百度上市之前对其进行了投资，但这并不阻碍百度此后成为谷歌在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2007年，谷歌参股迅雷。然而到2008年11月，迅雷却正式与谷歌竞争对手百度签订合作协议。
“有时候企业内部基金投资了一个项目，但是在公司内部还有一个团队在做同样的事情。投完这家公司，发觉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投资对象。如果内部压力太大的话，要么把自己的团队关了，要么就从那个公司里退出。”包凡告诉《中国企业家》。
“企业创业投资的人员流动性很大。”清科集团CEO倪正东说。CVC没有募资的风险，在退出上也并非单纯从投资收益考虑，而是根据企业战略而定，这使得公司的投资部门与普通VC不同，通常它们的薪酬结构与公司经理人接近，是工资加上分红，而采用合伙人制度的风险投资基金管理者，可以获得的基金管理费和利润分成收入要远远高于前者。
这种收入激励上的差距导致公司创投管理者频频流失。如今，不少活跃在中国的创投机构里都散布着来自英特尔投资的旧将，其中有凯雷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何欣，启明创投创始合作人邝子平，今日资本的高级合伙人温保马，3i投资的合伙人张明明，以及高原资本中国基金董事总经理叶冠泰、辛耀川等人。
也有公司以更加规范的基金形式运作CVC，不过即便如此，这些CVC管理者的收入仍然无法与传统基金合伙人相比。2007年，IBM与雷曼兄弟合作成立“中国投资基金”，虽然双方的员工共同工作，但是它们使用的是两套截然不同的薪酬系统。
于是，一些业绩突出的团队会在羽翼丰满后寻求独立，BlueRun风险投资基金就是从诺基亚脱胎而出。宏创投也是在2005年脱离宏集团，并更名为智创投。
案例1
Intel Capital Inside
“企业创投之王”是如何由零开始，在投资对象与公司战略之间取得平衡，打造出半导体“生态圈”？
文 | 本刊记者 秦姗
“……这样的市场五年之内应该会有大的发展，而投资这家企业的价值是巨大的。”
“Cadol，”张仲的讲演被业务部的同事无情地打断，“目前，我还想像不到你说的将来会发生。”张仲是英特尔投资亚太区总监，他正在英特尔内部的投资会议上做项目讲解。会议出现了一小段尴尬的沉默。
这是张仲常常会碰到的局面。不过，他慢慢习惯了这种尴尬。是的，既然每一个企业创业投资都要为公司战略服务，业务部门当然有权力表达反对意见。那么，接下来企业投资部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几乎困扰着每个建立了企业创业投资部门的大公司，在企业投资界呼风唤雨的英特尔也不例外。
通常情况下，这必须要遵循英特尔投资（Intel Capital）内部一条铁打的信条：所有的投资一定要具有战略意义，符合英特尔的公司战略。即使以全年投资81个企业，在美国十大风险投资公司排名中跻身三甲，英特尔投资却从来没有改变这条原则。
在中国，英特尔公开的最近一笔投资是浙江银江电子。这是一家以移动计算及智能识别为核心技术的城市智能化解决方案提供商。通过在医疗、交通等领域的合作，英特尔将完善其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布局，而这也符合英特尔公司战略的重点之一。
从1998年投资搜狐，在中国十余年间，英特尔投资已经成为更多高科技创业企业的目标，看看这些名单都有谁：搜狐、电讯盈科、金山、东软，等等。
打造“生态圈”概念，是英特尔投资最初成立的初衷。1980年代末，英特尔已经树立了在半导体行业的领导地位。但是，供应商由于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原因，难以满足英特尔的需求。为了自身发展，英特尔必须“施以援手”。这促使英特尔投资在1991年的正式成立。二十多年间，英特尔打造“生态圈”的思路已经非常明晰：被投资公司产品将对英特尔产品形成补充，或者能够拉动或推广英特尔的产品，使其产品能够更快地在更多的领域应用。
为了能够寻找更准确的投资方向，英特尔投资每年五六月份会与公司其他业务部门进行交流，了解内部研发重点以及关注的前沿技术，以确定来年的投资方向；同时，在每个项目确定投资之前，英特尔投资仍然会征求业务部门的意见，再通过投资委员会的评估。
作为业界翘楚，成立近20年的英特尔投资可谓已是“大道无形”。除了根本原则，在选择投资公司方面它几乎没有任何限制。
“所有企业创业投资会犯的错，英特尔投资都犯过。”张仲告诉《中国企业家》。当年，英特尔在投资领域也有探头探脑的狼狈相，只能小心翼翼地模仿那些专业风投。然而，所有的模仿动作，即使谨慎小心却仍然显得笨拙可笑。
所以，常常发生下面的场景：英特尔投资委员会的成员从早上7点钟，手里端着热咖啡进入办公室，开始项目讨论（他们决定项目是否会通过）。这对他们是一种煎熬：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各个不同时区的投资经理操着各种口音的“洋泾浜英语”来介绍项目，从软件到半导体，从无线通信到清洁能源。
会议通常到了下午三四点钟，轮到亚太区介绍项目的时候，咖啡也已经难以兴奋他们的神经。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投资委员会成员竟然不能提前拿到这些被讨论项目的资料介绍！答案很简单，因为在专业风险投资公司，都不允许书面记录，大家口头讨论。“专业风投规模小，几个合伙人随便约个时间，而且大概最多能讨论两三个项目，这种模式与公司风投存在巨大的差异，但英特尔投资最初因为怕犯错就照搬。”张仲回忆当时的情景。
形式上的照搬并未造成多大影响，更困难的是在外界受不到认可，得不到好的项目。现在，拥有强大品牌实力和技术实力的英特尔投资，成为很多创业公司引资时的重点考虑对象，但是英特尔投资一度也被外界认为“很奇怪”。
在早期，英特尔投资经理都是从业务部门抽调的工程师。张仲此前的职务是英特尔中国架构实验室总经理。这些工程师出身的投资经理没有任何投资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英特尔只能指派财务人员协助投资经理进行相关财务分析。有时张仲会被投资对象质问，“为什么你们有两个人来谈条件？到底是你负责，还是财务人员在负责？”
“业界都是一个投资经理或者合伙人负责一个项目。”张仲说，“所以它们会想英特尔投资很奇怪，和它们在不同频道。”这种不信任最严重的后果是英特尔投资得不到更多一流项目，因为很多时候，找项目并不是撒一个大网下海捞，更希望外界看到英特尔投资的优势，主动来寻求合作。
业务部门和投资部门之间的摩擦也是英特尔投资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严重问题。英特尔投资最早确定投资早期创业公司也是跟随风投业内的一般规则，但对企业创业投资而言，公司相关的业务部门并不太喜欢这些早期的项目。他们的理由是，等这些创业公司从小变大，能够与之合作或者促进业务部门的产品销售，都是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显然，业务部门缺乏耐心，业务部门希望被投资的项目能够马上对英特尔的业务产生爆炸性的影响。
种种矛盾在早期一直都困扰着英特尔投资，外界环境加剧这种影响。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给投资行业带来一场灭顶之灾，几乎所有的风投一下子都消失了。在英特尔内部，2004年迈勒被宣布为投资部总裁时，投资部甚至担心这位“部门杀手总裁”（迈勒曾经终止过几个业务部门，所以在英特尔内部有此称号）是否也会将投资部关门大吉。当然这些担心全部都没有变现，相反在2005年苏爱文上任之后更具有活力。
2005年，英特尔投资部和财务分析部门进行了整合。同时，投资对象从早期扩展到中后期甚至已经IPO的公司。换言之，只要是符合要求的公司不论处于任何一个发展阶段，英特尔都可以考虑投资，这打破了一般风投遵循的规矩。而这，一方面要归结于英特尔投资部自身的发展：经过十多年，即使工程师出身的的投资经理也同样具备了财务分析的能力，也掌握了投资项目的规律，英特尔投资称这些投资经理为全才。
正是这些条件具备，英特尔投资才将投资范围扩大，以满足业务部门对中后期合作伙伴的需求，并且马上在业务中开始体现。2006年9月，英特尔投资向东软集团投资了4000万美元。根据协议，东软集团将按照英特尔的微处理器架构优化自己的产品。此外，两家公司还宣布了一个加强密切合作的协议。条款规定，东软集团和英特尔将联合为英特尔架构和工具开发大学水平的教育课程和认证培训计划。
除了资金，还以品牌、客户资源等增值服务来争取投资对象，这在公司风投之中也逐渐成为同质化竞争，英特尔投资开始更加注意创新性的服务。
从2006年，英特尔投资开始大力推广“英特尔技术日”（ITD），以期将重要的潜在客户成规模地介绍给被投资企业。在英特尔投资创新技术日中，英特尔投资会邀请10家左右相关被投资公司，与英特尔客户的管理层以及技术研发团队见面，为双方相互介绍，并推荐创业公司的技术产品。曾经受邀的英特尔客户包括阿尔卡特、英国电信、AT&T、微软、宝洁……
这种“技术日”的活动，在2006年的时候有50多个，2007年做了70个，比之前一年的活动数量大大增加。类似的活动还有英特尔投资全球CEO峰会，这些手段都能够有效地帮助被投资公司开发技术以及市场拓展，英特尔利用与众不同的增值服务优势，争取了很多风险投资无法争取到的项目。
相比大多数的企业创业投资，英特尔投资部更加独立和活跃，如今英特尔投资已经在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家公司投入90亿美元，这个数额也远远高于其他公司，就像Intel inside能彰显英特尔的地位一样，英特尔投资正在追求Intel capital inside。
案例2
IBM：不怕大，怕小
成熟的企业是IBM最乐于投资的对象。初创企业？那是VC才做的事
文 | 本刊记者 林涛
吴宝淳至今仍然对2008年失掉的那次投资机会遗憾不已。他是IBM“中国投资基金”的董事合伙人。
“我们谈得非常投机。”吴宝淳向《中国企业家》记者回忆。在与这家公司前后谈了一年半时间之后，吴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虽然，他非常认可对方的业务发展和战略，但是这家公司却在某一个方面与IBM整体战略截然相反。
作为“投资人”，吴宝淳深知这是一笔回报不错的投资。但是，作为IBM大中华区副总裁，在集团战略面前，吴宝淳更清楚自己必须忍痛割爱。“它们也没办法改变，我们也没办法接受，所以没办法投（资）。”
2006年，吴宝淳在IBM中国投资基金刚刚成立时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有一家准备几个月后上市的公司进行最后一轮融资，IBM与之进行了深入的沟通。“我们觉得，那个企业确实很值得（投资），它们非常欢迎IBM（投资）。”吴宝淳说，由于当时有多家投资机构争相投资，导致对方的要价被提得较高。即便如此，从纯粹的财务角度看，一旦上市，投资者唾手可得的回报仍然价值不菲。
这是吴宝淳第一次选择了放弃投资。“如果高价去抢，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我们战略投资支持的价值就摧毁了。”吴说，“每一个基金都要建立自己的口碑，才能在市场上、在投行之间有价值。”
吴宝淳的名片上印着一个精致的蓝色徽章，只有为IBM服务25年以上的人才能获得。吴1978年加盟IBM，1994年后曾任IBM华东和华中地区总经理以及IBM大中华区软件部总经理。2006年，他成为IBM中国投资基金的主要负责人。
IBM有近百年的历史，在全球170多个国家有业务。蓝色巨人只要看上一家公司，通常的方法是将这家公司并购过来。2000年，IBM前总裁郭士纳建立了公司的投资部门，不过这个投资部门主要将资金投向各种风险投资基金，然后像一个中间商那样，把风险投资机构、新创公司，IBM以及它的客户结合到一起，最终获得利益。
“战略投资非常少，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吴宝淳说，IBM在中国的投资甚至要更早一些，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互联网火热的阶段，IBM就已经开始在中国投资，不过与当时IBM的全球投资策略相似，投资主要是将钱投给类似中经合集团、华登这样在中国投资活跃的风险投资基金，充当着出资人的角色，同时，IBM也在低调进行着一些并购活动。
不过随着IBM自身战略变化，由最初的硬件公司逐渐转变为提供软件和服务为主的公司，而“中国市场变化非常快，有很多创新或者新的一些应用，或者说新的一些业务模式和科技”，导致IBM越来越需要在科技方面进行一些战略性投入。由于中国的文化特点，中国创业者普遍不容易接受被并购的结果，与此同时，外资对中国公司进行的并购也在变得越来越敏感。过去几年，徐工、汇源等企业的外资并购的案例都未获得商务部审查通过，以风险投资的身份进行战略投资显然会更容易为各方接受。
2006年，IBM中国区和总部就中国市场进行中长期战略规划，做出的决策是“参与性、灵活性地加入中国下一代的经济发展”，而不是一个单纯买卖产品和服务的角色。正好这个时候雷曼兄弟也有意在中国设立风险投资机构，双方一拍即合，各自出资9000万美元，联合成立了“中国投资基金”，双方在基金中各派出3位代表，这是一个相对松散、灵活的联盟，双方可以选择单独或联合投资，即使在薪酬和待遇上，双方的员工也执行着两套不同的标准，这只基金成为IBM在全球设立的唯一一只投资基金。
IBM中国投资基金成立两年多来只投资了7家公司，市场上有人评价IBM的投资风格过于保守。“公司给我的任务是做战略投资，财务回报很好。没有战略意义的话，我会把自己拉回来，要不对不起公司，公司不是让我做这种事情。”吴宝淳对此不以为然，他想要的效果是，“一听IBM就（要）知道我们是战略增值的投资者，不是纯粹的财务者。”
中国投资基金的投资规模在500-2000万美元之间，所占公司股份的份额通常低于25%，这意味着中国投资基金不会投资那些初创型企业。“IBM坦白说不怕大，怕小。我们希望帮他做大，从小培养不是我们最擅长的，是一些VC擅长的。”吴宝淳解释，那些处于创业后期，或者已经成熟的企业才是IBM最乐于投资的对象，因为“它们已经有相当的规模，我们只不过迅速帮它调整、转型或者整合，这个是IBM的优势。”
长虹就是IBM提供增值的对象之一。2009年1月，IBM以1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购得四川长虹总股本的1.56%，从而成为长虹的第二大股东。此次被外界评价为“成功抄底”的入股在吴宝淳看来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我们协助长虹转型，IBM也经过几轮的转型，所以有些这方面的经验。”当然，更重要的是，投资长虹符合IBM的长期战略，双方可以在增值服务、3C融合方面进行广泛合作。
“中国投资基金”的第一笔投资投向了已经在香港上市的金蝶软件，投资约1.32亿港元购入金蝶国际约7.7%的股份。在此之前，IBM已经与金蝶有过合作，金蝶也表现出对IBM当时力推的SOA（面向服务架构）理念的认同。就在投资的同时，IBM与对方签订了一份多达30页纸的合作协议。
吴宝淳的投资与IBM的全球战略亦步亦趋。2008年，彭明盛开始在IBM内部提出“智慧的地球”战略，这个IBM全球新战略也体现在吴宝淳的投资上。2008年5月，IBM投资了从事智能交通领域业务的海信网络。
IBM投资极强的战略性和与被投资企业的密切合作，对于被投资企业而言，同样是一柄双刃剑。
“不管回报多好，我们要看它们目的是不是和我们符合，目的不同就会出问题。”芯原微电子董事长戴伟民对《中国企业家》说，芯原是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集成电路设计代工公司，“中国投资基金”是这家公司2008年2000万美元融资的主要投资者。在此之前，IBM与芯原保持着合作关系。
“现实当中，IBM投资理念也会变，我们小公司也会变化。投了之后有变化这也有可能。”在接受IBM投资之前，戴伟民仔细研究了IBM的发展沿革和未来方向，在确信“IBM想要的也是我要的”之后，他才接受了IBM投资。
在IBM入股之后，虽然“投资部门也会帮我们找企业，带来一些新的客户”，但与戴伟民打交道更多的已经变成了IBM的业务部门。在合作的同时，芯原事实上也会与IBM内部的某些部门存在竞争关系，“我们和它们内部当然有竞争，但要处理好，首先开始就要加强沟通，我们沟通得很好。”戴伟民说。
IBM的业务部门对投资有着不小影响，不过决策权属于投资部门，而最终的投资决定则由集团CFO领导的总部投资委员会来做出。
作为基金的管理者，吴宝淳不用考虑募资，也不需要去寻找退出时机套利，“战略合作意义有的话，我们原则上是不会抛（股份）的。”这只基金由IBM中国有限公司直接拨款，不仅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扩大规模，还可以进行人民币、美元等不同币种的投资，“可以说我们这个基金是虚拟的。”他说。
案例3
高通：风投是“饵”
在高通看来，联合投资不仅能够保证投资成功率，还能将更多、更大的力量带入无线领域
文 ｜ 本刊记者 秦姗
“我每天都能收到这么厚一摞的商业计划书。”一边用手比划着，高通风险投资高级总监沈劲一边对记者说，“我们有很多的渠道，VC会介绍一些项目，或者有些创业园区也会推荐，但总体来说我们投资的数量并不算多。”
的确，高通2000年11月就在全球成立了总额为5亿美元的投资基金，但截至目前高通的投资对象只有29家公司。高通2004年在中国建立了1亿美元投资基金，但其到目前仅仅投资了6个项目。
“外界可能会认为我们比较保守。但是，高通的投入产出会要求高于风险投资的平均值。”沈劲说，“一般的风险投资可能投资10家公司，有一家投资成功就很不错了。但是，高通还是希望投资尽可能的成功。成功的企业才能对产业形成有效影响，从而实现公司的战略目的。”
高通的创业投资是与其业务运营紧密配合的。高通1985年成立之后，商业模式一直不够明确，直到1999年将系统设备出售给爱立信，将手机业务出售给京瓷。高通最终确定了通过芯片和技术专利盈利的商业模式。由此，高通才成立了风险投资部。
最初，高通只是希望投资对象能够与高通的产品以及发展计划密切相关。比如，创业公司正是基于高通的某款产品开发了服务，或者创业公司的技术是高通需要的。随着风险投资活动的深入，才有了第二层标准——能够推动无线行业的发展。并且，随着高通国际业务的拓展，投资业务开始面向全球。在中国，2003年CDMA用户达到1000万时，高通在中国设立中国投资基金。
高通在行业的特殊地位和企业特性决定了创业投资的重点是推动行业发展，而非公司具体的业务目标。高通是CDMA技术研发和专利持有者，与欧洲主导的GSM标准竞争激烈。由于高通把持CDMA专利，下游厂商必须取得授权才能进入相关领域。“作为行业的主导者，要把自己的产业链能够打造得更友好才有发展空间。”沈劲认为。
一直以来，联合投资是高通坚定的投资理念。因为在高通看来，这不仅能够保证投资成功率，还能将更多、更大的力量带入无线领域。对于项目考察，高通主要专注于业务和技术方面，风险投资公司在财务方面进行考察，并且在将来上市或者购并方面提供专业经验。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高通的风险投资只是“饵”。“由于高通的专业眼光，那些可以流入任何一个行业的风险投资就有更多可能流入无线领域，使这个行业得到更快发展。”沈劲表示。希望用最少的钱，启动最大的市场，这或许也可以算是高通的高明之处。
这几乎可以被看作是高通所有投资理念的“精华”。在投资中国的6个项目中：联合三星等投资中微半导体，联合IDG创投以及TOM在线投资四川长城软件，联合英特尔投资、汇丰等投资德信无线，等等。
为了保证项目的成功率，一旦投资项目确定之后，高通的风险投资经理将投入大量精力参与被投资公司的管理。德信无线（CNTF.NSDQ）是高通投资的一家中国手机设计企业，在投资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德信无线就在纳斯达克上市。在这个过程中，高通在方案设计和海外市场推广方面给了不少支持。
“由于投资对象还是小公司，设计方案很难被潜在的客户接受。我觉得高通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沈劲称，在品牌和市场推广上，德信也借力于高通在全球的分公司和办事处，“它在海外市场做得不错，有很大一部分是高通帮了它。”
由于战略合作带来的巨大收益，高通2006年又与德信无线合资成立了德信软件。
对于被投资企业，高通从信息、技术、业务和战略关系以及品牌等多方面提供帮助。在投资四川长城软件以后，高通不仅在前期的运营业务设计方面提供了很多专业性意见，也介绍了很多管理人员，以及国内外的运营商，“这样能让它们提前掌握一些趋势”。早期，由于长城软件规模很小，高通则以非投资的形式提供了一些发展资金帮助其拓展业务。在品牌拓展方面，高通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比如高通在中国做一些地面营销时，都拉上长城软件一起做，有效提升了其品牌价值。
除了各种战略资源的支持，高通与被投资公司之间还有一种创新意识的互动。高通每年都会举行技术开发大赛，鼓励被投资公司开发出最领先和创新的产品。在这些大赛中，包括CEO在内的众多高管都会花很多时间，跟每一个项目及创业者进行交流。
今年5月，高通在全球启动了“QPrize商业计划大赛”，打破以往投资成长期企业的惯例，将目光转向初创企业。“投资热潮时的风险投资都销声匿迹开始过冬，即使有些公司风投也在有意放缓步伐。但经济低谷并不意味着创新消失，这些创业者找不到钱。”沈劲表示，“我们希望无线这个行业创新不要间断，更何况在中国今年3G商用。”当然，这次高通也不会把风险投资拉下。
“高通投资谨慎，但投资之后就会尽力帮助企业成功。”沈劲表示。事实似乎也是如此，一家上市，一家被并购，这样的投资业绩远远好于一般的风险投资。
高通投资的目的是壮大产业链，所以高通排斥以购并为目的的投资。在高通看来，投资就是为了壮大产业，引起更多人关注，公司成长起来，对行业的发展帮助更大。“我们在合作的时候，最根本的希望是它以后可以成长为伟大的公司。当然被投资公司的发展轨迹没有办法预料，但最起初绝对不会抱着购并的想法。即使联合投资的另一方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参与，我们也会更谨慎地考虑是否和他合作。”沈劲表示。
战略投资者往往会给中小企业带来“捆绑”公司发展战略的错觉。“我也希望能打消这种顾虑，我们一直是说要投资的公司跟高通的业务有互补和相关性，但这个相关性是包容的，不是相排斥的。”沈劲表示。
过去几年时间，高通80%的资金都投向了融资企业的扩张阶段，基本上是第二轮融资，这在一定程度也加大了成功投资的概率。但现在，这家已经成长了8年并且始终保持着创新精神的公司，准备做一些新尝试。
中国正在无线通信领域进行大力创新，继TD-SCDMA之后，又陆续推出了手机电视业务。沈劲认为，下一个创新的领域将可能出现在无线网络领域，高通也将一直重点关注。 “企业战略投资会给人一些思考，我们的投资很多时候会释放出创新的信号，产生联动效应，几百万美元可能就撑起了一个新的领域，对行业的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
目前运营商的重组也将带来一些机会。重组后形成的三大运营商会在全业务领域开始竞争，沈劲认为这个过程将给创业者提供机会，“包括业务整合、新模式，还有一些新技术应用。”
沈劲表示，高通未来将加大投资力度，未来高通在中国关注的投资领域将主要集中在手机和便携式设备等领域。因为中国的市场规模和生产能力都是全球最大的，产业链也比较完整，所以还有大量的机会。“高通有很多参与的机会，包括硬件和软件。”沈劲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