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冯仑看起来不是一个很性感的男人,可他也是风月场里走出来的人。
早年间,他在北京接受《纽约客》作家查建英的采访,曾经提到自己在海南夜总会里的冒险。“当时很多大生意都是在夜总会里谈成的。有一天,我在一家夜总会的房间里突然被人用枪抵着腰。”他说,“这些都又刺激又新鲜,但也算是一种解放。”
“我没有在夜总会里变成一个坏人。我变成了一个正常人。”他说。
如果海南是冯仑的商业伊甸园,想必当年也吃过不少这样的禁果。
2009年,冯仑重回海南,在三亚投资奥林匹克国际村项目。项目考察的时候,冯仑的奥迪车好几次经过当年的夜总会。“当年那些地方,现在就剩下一家了,叫做中国城。我从窗户看过去,墙上的水泥都剥落了,也是很落魄的样子。老板还是当年的老板,没有变,但他已经不是当年的自己了。后来,他的很多手下都来北京混过,在好多大事件里扮演过重要角色。”
感慨归感慨,但是冯仑开始以“夜总会里的处女”自居。去年一年,万通集团缴了8个亿的税,公司越大,“贞操”就越重要。“夜总会里的处女”,这词很眼熟。当年俄罗斯诗人勃洛克就自称“妓院里的上帝”,但他不像冯仑这样重视“贞操”问题。几年以后,诗人死于梅毒。
(雷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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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夜访冯仑先生》
上海女人
我的采访对象不见了。约定好的时间,助理一脸无奈:“就是不见了。”
她一脸歉意:“那天生病状态不好,所以推迟一周。”终于见到她时,她妆容精致、服装得体、神采奕奕。显然,相对失约,状态不佳见人更难以忍受。
典型的上海范儿。看看街上行走的上海女人,皮肤白皙,身材匀称,鲜有痘痘丛生或胖瘦不均。衣服没有一件重样,鞋子没有一双重样,包包没有一只重样,九成五以上的人都要用口红,九成以上的都要画眼睛。无论年纪,无论相貌,全部头发一丝不乱,更别提布满灰尘的鞋子或者跳线的丝袜了。
上海范儿意味着将有限的人民币,投入到无限的爱好和虚荣;将一件没面子的事情上升到有面子,将一件小家子气的事儿上升成时尚。而钱呢?冤枉的多一块也不花!买皮夹克当然是去海宁,开车过去,当天来回;结婚的婚纱一定去苏州,二三百元就全部搞定,要是结婚穿500元的婚纱,那就是自己没本事,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
她不像个女商人,称不上风华绝代,也吴侬软语娇小可人,像个商业绝缘体。她有着上海女人的“小家子气”,办公室设在破旧的老城区,高跟鞋踩在楼梯上颤颤巍巍。但她的生意好得很,因为或多或少或真或假,没有上海女人不戴首饰。
用买一件钻石的钱去买一套钻石首饰,这样的事儿还真的上海女人最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