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的行业在过去大半年时间里相当难堪。我们以专家自居，但辜负了公众的期望，丧失了公众的信任，这种信任需要很多年时间才能重新建立起来。更糟糕的是，我们的同行对于薪酬及其它问题的处理，事后看来既自私又贪婪——特别是在那些股东价值快速损失的银行中。
金融机构对整个金融体系负有责任。我们依赖于金融体系的健康和良好运作，但我们却对某些已经屡见不鲜的趋势和做法是否真的符合公众的长远利益，没有多问几个为什么。
政府、立法机构和监管机构已开始考虑采取重要的监管行动，高盛承诺在此过程中担当建设性的参与者。在这方面，基于从这场金融危机中汲取到的教训，我们应当考虑一下行业、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应遵循的一些重要原则。
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创新能力超越我们的管理能力。由于市场规模大并具有互联互通的性质，以及交易量增长、交易全球化并出现跨资产交易的特点，操作风险管理只会越来越重要。风险和控制职能必须完全独立于业务部门。明确风险和控制管理人员的汇报对象是保持独立性的关键。同样重要的是，风险管理人员的才干至少不能低于交易部门的同事：如果对头寸的价值存在疑问或对风险限额有不一致的看法，应以风险管理人员的意见为准。
薪酬制度应防过度承担风险
薪酬问题仍在引起很多人的愤怒和争议，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承认，薪酬问题难以脱离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获得资金这一重要背景。这正是我们的高管团队选择放弃2008年奖金的原因之一—尽管公司实现了可观的盈利。除了TARP以外，公众监督、对常识的重新认识，或许还有监管，将自然而然地影响今后的薪酬制定。
大致而言，我们应当在行业内就如何发放薪酬制定基本标准。薪酬应当体现个人发现和创造价值的能力，包括他对巩固客户网络、提高公司声誉，以及为改善市场功能和效率所做出的贡献。同样重要的是，在确定薪酬时，必须考虑到要恪守公司的管控制度，在评价个人对各种形式的风险所做的判断以及实施该判断时尤其如此。必须在多年的基础上进行评价，以便对个人决定产生的影响做出全面判断。
同时，我们不应孤立看待个人业绩。确定个人薪酬必须充分考虑业务部门和整个公司的业绩。当整体业绩强劲时，员工应分享公司的兴旺；当整体业绩不佳时，员工也应分担公司的忧患。不能只参照个人损益业绩来发放薪酬。薪酬应当鼓励真正的团队合作和防止自私行为，包括过度承担风险，否则就会伤害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
我们还认为，必须制定本行业发放薪酬的具体指导原则：
薪酬应当包括年薪和递延薪酬，后者基于全年的表现，因此可酌情发放。
随着一名员工薪酬总额的提高，用股份形式支付的奖金应占更高的比例。
对于资深人员，薪酬的大部分应当是递延股权，只有资历较浅的员工才以现金形式获得大部分薪酬。
应当评估个人在较长时期内的表现以避免不必要的冒险和产生“回拨”效应。为了保证这一点，所有股权奖励都必须在未来交付或推迟行权。推迟的时间至少为三年。
应当要求高管将其获得的大部分股份至少保留到退休，当个人离开公司后，股份交付计划应继续适用。
在高盛，我们认为吸引和挽留最优秀的人才对我们有效地开展业务至关重要，而激励机制是实现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也认识到，如果运用不恰当，激励机制也会滋长过度投机行为。在这个行业，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激励机制在什么情况下会损害而不是促进社会公益，并采取纠正措施来保持其平衡。
确保金融体系诚信经营
对于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来讲，应当认识到自我监管显然是有局限性的。退一步说，为了解决整个系统存在的问题、改进标准或推动行业做出集体反应，也必然需要行之有效的集中监管，进而显示监管机构的协同效应。确保金融体系诚信经营是我们全体从业人员的共同责任，指望一家机构单独来解决全系统的问题，如交易确认得不到有效签署、集中清算工具的建立等，是不现实的。
应当对资本、信用和承销标准进行更“动态的监管”。监管者应当考虑监管的手段和目的，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灵活和强大，足以发现和适当控制市场投机行为，尤其是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时期。正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调高利率来抑制经济过热一样，我们也可以根据情况适当地调整各种基准和比率。
为了提高整体透明度并保证账面价值数字的名副其实，监管者应要求金融机构采用相似的方法计算所有资产的价值。公允价值会计法使投资者能更清楚地了解资产负债表上的风险。如果同样的工具或风险就因为处在同一家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的不同部分，便具有不同定价，道理何在？
正如最近在20国集团峰会上认识到的，全球监管协作和沟通的水平需要与全球市场互联互通的水平相适应。监管者应当实施更加有效的信息共享和信息披露上的相互协调，并对机构和主要市场参与者实施更加系统化和有效的报告制度。如果没有这些，监管者将缺少基本工具来帮助他们了解银行业和整个金融市场存在的系统性弱点的严重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依赖金融体系的顺利运作、并且规模大到在危机中可能成为巨大负担的资本集合都应当受到一定程度的监管。大规模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也应包括在内。
在经历了几个月来的打击和随之而来的经济痛楚之后，人们自然而然地要求对监管制度加以全面改革，这一要求无可厚非。但是，我们的应对措施绝不能仅仅着眼于保护我们免于遭受百年一遇的风暴。只要存在人类情绪影响决策的情况，这就绝不会是这个世界被迫面对的最后一场金融危机。
应对危机不能“因噎废食”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特点是把资金投入创新、鼓励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冒险，由此成为经济成长的重要催化剂。
历史证明，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金融系统是让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核心所在。作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代表，美国在过去20年里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其它工业化国家高出将近三分之一。
去年的一些事件使创新与稳定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但是，如果我们放弃几十年来形成的证券化和信用违约掉期衍生品等市场机制，而不是对其加强监管，那么当我们终于度过这场危机的时候，我们会落得融资渠道狭窄、不能高效地对冲和分散风险的境地。
近几十年来金融系统的发展，如《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废除后金融机构架构的变化，带来了一些频率不高但破坏性较大的风险。大型金融集团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可以降低十年一遇的风暴产生的影响，但由于其规模大和分布广泛，因此将加剧所造成的二十年或三十年一遇的风暴的后果。
近几个月来，还有很多整体政策制定方面的教训。很多人过去认同华尔街与全社会脱离以及美国与国际经济脱钩，结果证明这两点都是不对的。2007年，人们曾经激烈争论是否应当牺牲全社会的利益而给予华尔街政策倾斜。今天，华尔街依旧不稳定，更加影响到整体经济。
就国际影响而言，我们看到一些措施本质上属于保护主义，只会弄巧成拙。比如，最近国会限制金融机构通过H-1B签证计划雇佣员工。该计划的本意是把最训练有素和最具技能的人才引入我们的劳动力市场。
一直以来，美国像一块磁铁般具有吸引力，让世界各地最有才干、最愿意努力和素质最高的人才慕名而来。特别是在这种经济衰退时期，我们真的要对那些能帮助公司成长和创新并最终创造更多工作机会的人说：“请你们到别处去工作”吗？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以高盛为例，我们有约200名员工是因为有H-1B计划才能在美国工作的。我们还有两千名员工在海外工作并向美国纳税。难道我们希望让其它国家对我们采取惩罚性措施吗？
相对于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而言，这或许微不足道，但我认为这体现出一种潜在的危险趋势，即我们在应当有所作为时不能当机立断。我认为其中确实存在政治考虑，“购买美国货”的规定或强制要求将一定比例的贷款在国内发放等短视的附加条件，其最终结果只会损害经济增长。
我们一直都知道市场上发生的种种事件和经济趋势在全球范围内是相互联系的，但从去年发生的事件来看，这种联系或许要比我们想像的更加直接和密切。
在经济困难时期，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尤其是我们作为最大的债务国。我们知道，当债务国的一家大型金融机构垮台时，债权国就有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甚至可能以各种方式来中断与该债务国的融资关系。
对美国而言，这种关系不仅仅是国内和国外的关系，更是债务国和债权国之间的关系。某些对国际合作伙伴产生影响的经济决策，很快就会反过来作用于我们自己，并在目前的环境下造成严重后果。
我们正在奋力争取的不只是每个人眼下的健康和安全。我们不能忘记经济增长的结果——更高程度的医疗保障、更好的教育、更少的犯罪、对多元化的宽容、社会流动性以及对民主的承诺。
我们在太多方面都需要改变。我们要更努力地修补金融体系和重组监管架构。与此同时，我们的金融体系的根本信念仍是用风险资本去实现理念和创新。在它的帮助下，我们创造了史无前例的长期经济增长和稳定。
我们必须捍卫风险资本的价值，这是市场资本主义的核心，但也要通过提高透明度、实施有效的监管和强有力的公司治理来增强投资者信心。有一点毋庸置疑：缺乏信心的市场是根本无法生存的。
尽管善意的分歧不可避免，但在推行最好的行业规范时，最优秀的公司不会退避三舍或出于自私而存在抗拒情绪。这些公司认识到，它们自己能最先从更好的标准中受益，如果它们的业务需要与合作伙伴或交易对手广泛打交道的话，则受益更加明显。但是，我们必须要有更强的责任感：要直言不讳、要引起人们对可能破坏稳定的趋势的关注，并要以主人翁的精神对金融体系的诚信负责。
对我来说，我知道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并不出色，但是，高盛承诺，将与在座的世界上最重要的投资者们共同努力，全力以赴地履行其根本的责任和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