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个曾经的“中国互联网之母”、企业界的女“知道分子”，经过多年读书“解毒”，突然意识到在中国当一个商人是一种“耻辱”—她和她的很多同行都成了商业的“人质”，于是开始剥离公司，退出商界。
2008年，张树新从联和运通投资顾问公司的业务中退出，和丈夫一起开车游历世界。她好像有双制图员的眼睛，以观察为乐，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经络、肌理和纵横。
她的这种姿态使一些企业家朋友感到难堪：“那些企业家活动之类的，我现在一概不参加，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又不愿意说假话听假话，别人说假话好受我不好受啊！”
她少数保留的身份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执行理事、中国科技大学校友会主席，但她“知行合一”（王阳明语）的要求，也使人避之唯恐不及。比如出差的时候，她坚持不跟别人一起坐头等舱。她追问，“从官到学者到企业家，所谓的精英们能离开体制吗？体制给你提供了头等舱、大量别人看不见的消费，所以很多坐头等舱的人吃着鱼翅开着路虎和悍马去做环保……”
她的较真还体现在小沈阳现象上。春节后，张树新跟朋友去看东北二人转，着实崩溃。“俗没有关系，这真的不是俗，是丑、暴力……而且所有的精英以此为美。你突然明白当初为什么会跳忠字舞。当我们不允许其它声音，社会就会俗化和博傻。”
这种严肃的犬儒主义倾向在她的书房里引起过争议。有人骂她“不负责任”，有人说她“自私”，还有人竭力把她拉回商界。45岁的张树新脸色红润，精力旺盛，说起话来铿锵有力。这些指责被她一一反驳回去。
现在你见到她，一副由衷高兴的样子。“我就是高兴啊，因为我自由了！我从商业的牢狱中、别人给我划的框里终于出来了。”
但她也承认，“我还在割舍中。我其实就是在赎身！”
沙龙女主人
书房占据了别墅的整整一层楼。以女主人的个性，房间里如果没有那只亮闪闪的朱红色漆画橱柜，恐怕会若有所失。不过总体而言，这是一个相当朴素的书房。深色的木质书柜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除了书以外，没有别的装饰物了—让人有种幻觉：这里从未有人造访，那些代表知识的幽灵四处嬉戏，一旦有人敲门，它们就“嗖”地一下回到书里面。
但这并不是自闭者的巢穴。恰恰相反，这里舒适、大方、阳光充足，往来无白丁，有很多熟悉的名字：田溯宁、任志强、王维嘉、刘苏里……田溯宁就住在同一个小区，有时候打个电话就上门了。任志强来借过几本书，也不知道后来看了没有。有一次，万圣书园的刘苏里在这儿喝酒到半夜三点，最后在客房睡着了。
张树新有沙龙女主人的那种派头—一种照顾人和影响人的天赋。要知道，除了书房，她还掌管着一个地下酒窖、一座家庭影院和做得一手好菜。最重要的是，她还有数不清的聊天话题和庞大的、无性别的阅读书单。
她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就像个无底的黑洞。她什么书都看——哲学、小说、技术、诗歌、地图。她从小就被母亲说“本本主义”：要生孩子，就找妇女医学的书看。要做饭，就读菜谱。要旅游，就翻地图和地方志。觉得困惑了，就看哲学、宗教和心理学。觉得闷了，就看小说、诗歌和科普读物。不能说阅读决定了她的成败，但是这些书就像一根金线贯穿她的人生。说起钻研一本好书时的激动心情，她精神焕发。
“我觉得和我小学二年级看《西游记》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变化。简直高兴死了！那是跨越万里河山、精神超越肉体的享受。”
很多人都看书，但可能很少人像张树新那样把读书和生活联系得紧密。大学毕业后上班无聊，周围的人世俗平庸，“读书才有乐趣，我觉得是逃避，建立一个自己的精神小世界。”下海做企业，自学MBA管理，但当互联网梦想破灭，困惑很多问题，“这才发现我们生下来就被灌输了很多东西，思想被塑型了。我读书就是在解毒。我简直病入膏肓，每个细胞都被毒化，那我就要一点点解。”
对于她来说，“读书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读书。读书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我获得生存技能、精神愉悦，建立价值观、人生观，自我旅行的导读。”
瞧她读的这些话题：从“五四”到今天，为什么启蒙变成救亡？80年代的暂时开放为什么戛然而止？然后全体人民（包括精英、官、商）都是两个字—“活着”。一个坐头等舱的猪和一个骑自行车的猪有差别吗？我们互相都认识那么多人，你会尊重他吗？有关怀、有担当、有大情怀的人今天有几个？……
40岁的时候，张树新突然有一天死活想不明白，“为了生意去见不喜欢的人，说一些自己不喜欢的话，你觉得自己很耻辱（我说的是价值观）。”
她开始想当初为什么要下海？因为钱太少，因为不自由。今天，你挣了钱最想干什么？我想要一个在海边的书房。我已经有了—张树新在大连有一个比北京大两倍的书房。我突然发现我的痛苦是在于没有时间坐在那里看书。
“那一刻，坐在家里读书的愿望超过一切！”
终于，张树新成了商界的“背德者”，走入人生的“窄门”（据说通往永生）。她成了企业家阶层的歧路人。“我们曾寄希望于官、学者，但发现他们比我们还在求活着，然后我们寄希望于企业家。其实企业家担当得了吗？他们只是解决了部分现代性问题。”
逐步割舍世俗牵扯，把公司交给合伙人，安排好未来时间（张树新仍是两家公司的董事局主席，每年要参与几个非营利组织），她过上了纯粹的读书生活。“不能兼济天下，我至少可以独善其身。这个世道充满了垃圾、谎言，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心里和眼睛都很清明，不人云亦云，有判断力，那就够了。”
但显然，这位沙龙女主人的感召力比不上当年的斯坦因夫人或兰德夫人，中国的企业家也并不是“迷惘的一代”，也不需要一个“精神教母”。张树新承认，企业家们思想交流的程度不高，刚刚超越了管理技术、商业智慧，开始谈环保和民主了。“但是真正的基本问题很难交流的，每个人都把自己固化了，很多人不开放，还有很多人其实是很脆弱的。”
一个女商人的阅读索引
据说，张树新大连的书房和北京的收藏是完全不重复的，而且数量还更多。但我们看到的已经非常可观。这简直是个控制狂管理的仓库，井井有条，手指划过书架边的时候绝不会留下丁点灰尘的指纹。
一类是永恒的私藏——经典小说和诗歌。有一列书架全是这类书，最新的有《剥洋葱》、《癌症楼》和《金色笔记》。她喜欢爱伦坡、奥威尔这种“有点怪”的小说。至于诗歌，则是少女时期的口味——席慕容。她从书架里抽出一本发黄的旧书，欧阳江河的诗集，上头用蓝黑钢笔写着“1987年10月27号”的字样。“这是我大学时候看的诗集。”她说，“这些书是你永远都会去看的，看着就当是休息。”
真古怪，还有一类书，她也当休闲读物看——《量子物理简史》、《药物简史》、《太阳、基因组和互联网》、《别闹了，费曼先生》……“这和我原来的爱好有关。我从小就喜欢读科普，有朋友说我其实更适合做个科学家。”对，别忘了，她是科大应用化学系出身。
在靠近阳台的地方，有一个空格特别大的书架，里头全是旅行发票、各地行驶地图。有一层都是关于西藏。“这种就完全是工具书。这本美国地图，在美国开了三万公里全靠它了。”后来离开的时候，我发现她家客厅的茶几上有一本硕大的《中国高速公路及城乡公路网2009》。这是她和丈夫的旅行指南。
除了从香港带回来的一些禁书，书房的主力还是哲学和历史。书桌上摊开来正在看的是《中国皇权制度研究》、《剑桥插图医学史》、《从黎明到衰落——五百年西方文化史》、《中国沉思：胡适读本》、《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极权主义的起源》、《论怀疑者》……“这些书读起来很辛苦，但是很有趣，它们是你的思考框架。”
很难相信，这位女商人系统性读过全球史、宗教史、哲学史以及东方史包括印度史，一直到制度史、思想史。当她早年意识到“中蛊”以后，想独立思考却很痛苦，因为连参照系都没有。“中国历史有很多迷雾，我们很多人从野史开始读，试图去寻找真相。”
八九年前萨义德对张树新影响很大，两三年前她读罗素，去年重新读胡适和鲁迅。“马克思·韦伯、以赛亚·柏林包括汉娜·阿伦特都是我系统思考框架的重要支撑。”
相比之下，书房里跟商业投资直接相关的书倒是非常少。它们被装在一个纸箱子里，藏在最角落的地方。最后，她指着一小层，那是一整套中国古代帝王传记，“这是我先生的书。这些书我偶尔也看看，然后告诉他其实都一样。”
过了一会，她丈夫回家了。看起来很眼熟，对，在瀛海威成立十周年的酒会上见过。他是联合运通总经理。他与她志趣迥异，不过在旅行这件事上珠联璧合——她爱看地图指路，他缺乏方向感。“求知本身是极端愉快的，我们去年美国旅行，明年准备去中东、欧洲。在路上的时候，你读的很多书就会活生生浮现出来，每天看到太阳升起你都会高兴的。”
她已不再为商业而痛苦。“这才显得你读书有用，否则你简直会被撕扯得一塌糊涂，就没有定力嘛！”她自称是旁观者、做公共思考，当她被别人指责自私时，她说，“为什么要做呢？我知道谁在说假话就行了，而且我第一眼就看见了。”
说起来好笑，一个人40多岁才完成启蒙，但现实就像电影《黑客帝国》一样，很多人会选择红色药片（虚幻）而不是蓝色药片（真实），张树新从中竭力挣脱出来。“现在是我最喜欢的状态，也许到50岁我就不喜欢了。”
回头看，6年前张树新还身处回购瀛海威的纠纷中。有一张照片：她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神情严肃。6年后，她仍然口若悬河，但是盘腿坐在阳光下，她咄咄逼人的语言射击更多出于对知识和思想的热爱。
访谈
“活着需要勇气，读书更需要勇气”不蒙昧、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是我的基本要求
《中国企业家》：你的孤岛之书是哪一本？
张树新：《全球通史》，北大出版社第7修订版。我至少读过三遍。
《中国企业家》：你阅读过5遍以上的书有哪些？
张树新：一读再读的还是罗素。现在正在看的有《中国边疆通史》、《杨宪益传》、《张东荪和他的时代》，还有王力雄和胡适。
《中国企业家》：1995年互联网创业的时候你在读什么书？
张树新：互联网社会学研究，《蓝血十杰》。还看过一本苹果传记、微软和IBM战争的书。西门子传记给了我基本的管理概念。对我最大影响的应该是《第五项修炼》，它解释了《蓝血十杰》的故事——为什么一群智商120的人加在一起智商却变成60。
《中国企业家》：最深刻改变你人生的书是哪一本？
张树新：看了很多西方哲学史，最喜欢的还是罗素。罗素是一个对所有的过程超级理性，但终极目标认为不可知论的人。罗素说只要你肯努力，找对方法，你会相信天下凡事可以解释，人们不要被蒙昧。我觉得不蒙昧、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首先是我的第一个要求，至少我知道谁在用什么样的方法整骗别人。再到一定程度，我希望能有自己的解释系统。
《中国企业家》：如果穿越时空，你会问罗素什么问题？
张树新：我会问罗素，如果他再活长一点结果会怎样。因为罗素怀疑一切，把所有过程都解释了，其实也蛮痛苦的。
《中国企业家》：你有什么阅读怪癖？
张树新：看书不许划道、折页这种怪癖倒是没有。但我喜欢跨界，比如说宗教和心理学我是对照着读的。去年重看胡适和鲁迅，就发现原来梁启超和严复的很多问题并没能解决。前段日子巴以又打起来了，就把萨义德和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对着看。
《中国企业家》：一个人太清醒了是不是会很痛苦？
张树新：我经常讲一句话，1965年如果一个人死了，他没想到1966年国家会是那样；如果一个人在1976年10月之前死掉，他会以为我们永远都是那样。所以，先活长一点，活得健康，然后有一双清明的眼睛，把人生的真相看明白，然后接受它。活着需要勇气，读书就需要更大的勇气——很多人会找到庇护所，比如说信教，比如说忙于商业。读书不是逃避，而是直面生活。鲁迅那句话怎么说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真的是这样子的，读书最后就要读到这样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