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下一个30年的发展将从农业开始。”在北京积水潭附近的一个老四合院里,一位PE抬高了声音。这家PE公司就坐落在这个四合院里。我们在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会议室里端坐着。这似乎是一个暗示,现代的VC/PE资本与古老的农业,就犹如这个古老的四合院和现代化的办公室一样可以融合。
这位PE用投资人特有的憧憬力给我们展望着中国未来发展的驱动力。这不单单是她一个人的憧憬。自从去年10月份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持此论调的专家、学者很多。人们将中国政府允许土地流转的政策看成是划时代的土地革命。
怀着这种共识,几乎所有的VC、PE一夜之间掀起了一股农业投资热潮。一位PE感叹道:“前一段时间参加一些农业投资会议,几乎所有的PE都去了。”清科集团创始人倪正东也看过好几个农业项目。3个月前,在北京举办的一个农业投资会议上,记者见到了经纬创投、联想投资等这些惯常投资TMT、消费领域的VC。甚至一些房地产投资者也成了“麦田守望者”。
没有几个VC、PE直接冲着土地流转制度而来,至今还没有这样的公开案例,某个人或农业企业因流转了一大批土地,而获得一笔风险投资。一个“外行人”可能有这种认识:土地和农民的生产关系变革会大大提高生产力。可模仿的路径似乎也很清晰:一大片的农庄,现代化的机械,规模化的生产。不过,VC们用熟知中国国情的头脑来看土地流转时,看到的并不是大片大片的农庄。
“农民把土地流转了,几年以后,他又来要(土地),你怎么办?”一位PE问道,“农民没了土地,他们以后的就业和社保问题谁来解决?”
受访的VC们均持以下判断:“中国的大农庄时代还为时尚早,土地集约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土地流转除了政策因素外,还取决于中国农村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只要农民失去土地后的出路问题没解决,土地流转就不可能彻底实现。
让少部分农民演变为农庄主,大部分农民演变成农庄主手下的产业工人,这个设想并不被投资界看好。很多VC担心自给自足过惯小农经济的农民能否具备一个产业工人的素质?对于不具备此素质的农民,该怎么解决他们的生存后顾之忧?VC对农民变身农庄主和企业家的顾虑则更多。“农民去做企业家还很难。不是说农民不好,而是他所受的教育,他的眼光,让他去管一个千万、亿万资产的企业会很难。”倪正东说道。现有农业企业里,最出名的是新希望的刘永好。刘虽在农村发家,却是地道的大学生。仅凭VC带去资本,手把手去辅导农民,并不现实。“投资人只是一个教练,或者是一个副驾驶。他不可能是球队队员,不是踢球的人。现在对农业来说,缺少踢球的人。”
中国和美国的国情差异,也导致了在中国做农庄主比较难。“一个中国农民,他既要懂得化肥,也要懂得种子,还要懂得农药,他要懂很多东西,然后他又要会种地,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美国,你是个农庄主,有专业公司来给你来打农药,有专业收割的公司为你收割,所有的东西都专业化分工,你只是在做管理监督的职能。”现在,对于“公司+农户”这种“变通”地实现土地集约化的商业模式,很多VC不是很看好,它具有比较大的安全隐患。“三聚氰胺是一个警钟。”一位VC说道。
撇开农庄主的美梦,土地流转还让VC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稀有土地资源的垄断。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些特定的动植物在特定小环境中会有特定的附加价值。山茶树、田七、人参等都有这个特点。“你获得了垄断资源,就拥有了高议价能力。”一位PE说道。资源垄断者还可能向下控制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议价能力就可能带来产品的高溢价,这是PE和VC们所看重的。比如深圳创新投在云南投资的花卉和普洱茶,软银赛富在东北投资的有机大米等都有地域资源的特点。
“前农庄主时代”并没有完全浇灭VC们的热情。他们在几年前就开始涉足这个行业。目前,他们青睐的是养殖业以及农药、种业这些不是很依赖土地资源的细分农业。比如软银赛富投资的一家农药企业、达晨创投投资的一家鸡养殖企业,高盛投资的双汇。这些企业都有一个特点,拥有产业的议价能力,覆盖了产业链的诸多关键环节,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它们或是通过商业模式或是通过技术赢得了规模和一定程度的垄断。
目前,对于农业,投资人还是看得多,投得少。不过农业又是一个巨大的行业,中国的孟山都、中国的嘉吉、中国世界级的现代农业企业很可能在下一个30年中诞生。农业也在考验中国VC的耐心:“这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而不是说寻找一个爆发性的机会,然后就像互联网和太阳能产业那样,一夜之间诞生出一家大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