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吴章祝生于香港，受英国教育，曾在欧洲工作，2006年开始，职业身份是中国大陆“农民”。
与马承榕偏重广东、福建不同，他的基地主要分布于黑龙江、甘肃、内蒙古、河北。“我打的是有机概念，喜欢去偏远的地方，越是贫穷的农村，资源优势越好。”站在空旷荒原上，吴扶了下被风吹歪的眼镜说。
他自己也搞不清有多少亩基地，在北大荒有20万亩大豆与杂粮，在大连有1500多亩水果，在张家口有3万亩枸杞……合作形式不一，怎样才是“自己的地”，需要复杂运算。这种“混乱”还标注在企业架构上，他是华原（大连）有机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黑龙江还有个公司叫华通，马上要开业的西安公司叫八维。
也许这种“混乱”，正是为适应北方土地广袤、种植粗犷、政府强势的风格。
长长链条牵来的土地
渐向北行，早春颜色迅速褪去，到达蔚县已近黄昏，四野零星的牲畜缓缓向各自的村庄移动，烟尘稀淡散在上空。
吴章祝来拜访当地人余海龙，他们在张北地区合作了3万多亩枸杞项目，现在吴希望在蔚县试种100亩西班牙甜椒，如效果不错，明年准备扩大到3000亩。
蔚县的支柱产业是煤矿，2008年一次震惊全国的矿难后，民营煤矿被全部取缔。余海龙也是矿主之一，他早早转型，投资农业，五个股东过去也全是矿主。
蔚县人均3亩地，一户有10多亩，属于小盆地山区，种不了高档作物，但没有病虫害，更没有大工业，农民很少用化肥，基本不用农药，天然适合发展有机农业。吴章祝看中了这里，但他知道，虽然租地容易，若无余海龙这样熟稔地方关系的人协助，投资无异一场胜算不大的赌博。
余海龙请南杨庄乡牛大人庄村的赵生代种这100亩辣椒。赵生是种植大户，包了500亩地种烟叶和蔬菜。“大的土地流转很少，多数承包的都是邻居的地。”他用脚搓着黄土。最初在2004年，他从别人手里转包了220亩地，人家包的时候30元/亩，他以100元/亩包过来，过了几年再包，就成了120元/亩。
在北方，土地和农民血脉相连，企业必须小心碰触。利农在南方把可以把承包的土地轻易打掉田埂，连成一片。但在其张家口固原基地，农民就不同意。地方政府出面协调，田埂还是要取消，否则影响机械化种植，地界可以铸水泥墩，然后画好图，标注上每家地的位置。
“像南方那样，把地都包出去，自己屁股一拍什么也不管就去打工了，我们这儿不行。”蔚县农业局副局长赵孝说，“农民总觉得没有别的收入来源，周边劳务市场少，今年把地包出去了，明年没处打工了又想种地怎么办？”
从余海龙到赵生，吴章祝虽然层层剥离了土地带来的风险，不过这个长长的链条也不容易把控。他还走“高层路线”，与县政府接触，请其出面协调，替他和农民与合作社谈，帮他找合适的土地。“农民遇到什么问题，可以让政府出面给我施加压力，我的目标不能兑现，也可以通过政府。政府是重要的第三方、公正方、协调方。”
雇工之惑
9点半，冯亮披着衣服出来，阳光一小步一小步迈过树梢和屋顶，整个上午他都晒着太阳远远看在地头抽烟的赵生。
冯亮的午饭和早饭连在一起，一般在中午11点吃，照例要喝点酒，酒是与邻居合着买来的，不用瓶也不用桶，而用小推车，一次够喝半年。要是这场酒喝得舒服，一直到下午4点多，可能晚饭也连上了。
如果赵生要雇冯亮干活，能否成功，取决于冯亮的酒有没有喝光。
实际上，赵生很少有机会雇到冯亮这样的壮年男子，他雇的多数是妇女，而且一般要算准农闲时用工，比如种西班牙甜椒，不是提前下种，就是错后下种，否则到时候一天要雇150个人，哪里找得到。“年轻一点的，就算闲在家里的，有几个愿意摸锄头？”
“北方农民很实在，很多地区过去只知道种玉米和杂粮，现在告诉他们种什么挣钱，他们就种什么。”吴章祝说，但令他头疼的是雇工，他不能像马承榕一样保持生产连续性，如何保证人员接济得上，是个大麻烦。
利农北方基地所用农民大部分还是从南方基地调过来。“我们在北方曾想建立相对稳定的队伍，招了30多个人，选了当地人做工头。当时想慢慢适应吧，大家互相有个磨合期，但一直忍了两年都不行。”负责利农北方农场业务的孙连荣说。
南方农场的职工只有一个念头：挣钱，玩命挣钱，只要有补贴，巴不得加班。但在本地招的工，给多少钱加班也不干。当地民风豪爽，交朋友喝酒没问题，但要用制度来卡不行，管理一严转身就走。他们愿意做体力活，耕地、装车都是把好手，但偏偏利农有许多精细活。播种时，南方职工猫着腰，500米几下就过去了，一天能挣80多块，北方职工块头大，坐在小板凳上向前蹭，一天能赚30块钱就不错，还累的浑身骨节疼。
吴章祝很羡慕山东，“山东已经有很好的北方农业操作模式，企业与农民磨合了很多年，效率高。”
但山东泰安亚细亚集团董事长王林也有吴章祝的烦恼。为稳定生产节奏，王林也尝试过吴章祝的方法，找到赵生这样土生土长的“能人”合作，组织生产，他遇到的是另一种麻烦。
他和某村商量想搞个合作社，书记自己不愿操心没同意，王林在村里找了个“能人”，书记也支持。搞了两年“能人”带领村民赚了不少钱，农民都听他指挥，这时村支部快换届了，书记影响选举结果，不断打击“能人”，最后气得人家到外面打工了，亚细亚也只能从这个村撤出来。
土地模式见招拆招
按照吴章祝的时间表，第一年做项目，开发产品，第二年扩展经营规模，筛选淘汰不好品种，第三年进入深加工领域，第四年整合，把几个公司和好的合作伙伴组合到一起成立集团，第五年考虑上市。2009年是第三年。
他走过不少弯路。2002年，他在黑龙江试水，“公司+合作伙伴+基地”，租了5000亩地种大豆。吴提供资金、生产资料、机械，租下土地，交给当地人管理，结果地里草比豆多，投资100万元，预计回收130万-150万左右，结果只回收30万。
正式创业后，他开始尝试“公司+农户”，这种方式曾在北方广泛使用，但通常并不持久，因为必须保证农民永远是赢家，公司要承担几乎全部风险。他做有机水果，往往第一年很愉快，到第二年，一个月内要调4次价格。“尽管涨价，如果有竞争对手进来，农民也不一定卖给我。”
于是他慢慢转向“公司+基地”，直接投资，计划、管理，农民参与，租赁土地，聘用人员。
最终他选择了“混搭”。有比较可靠的合作伙伴，生产特殊的产品，还会用“公司+合作伙伴+基地”，例如与余海龙共同合作的枸杞项目。如果种植量大附加值低的作物，需要大量劳动投入，就采用“公司+农户”。对于附加值特别高的产品，他会采用“公司+基地”。在大连庄河，他租了600亩地种蓝莓，已经投资800万，“附加值越高风险越高，不是自己的基地不放心。”
吴投资的逻辑并不像他的模式看上去那么混乱，与马承榕所见略同，他也希望通过市场引导基地发展。“我们的优势在于对国际食品企业和市场信息掌握得比较好。”出口将是一个主要方向，他按照海外客户的需求评估市场有多大，有多大增值空间，然后与客户敲定总量，再把这个总量放在中国，看哪个区域有比较好的资源。
吴章祝不像马承榕或者张炎夏一样，他没有太多地域顾虑，他不是仅种蔬菜或只种粮食，“许多农企在某个领域很成功，而我以出口为主导，整合资源，可以到各地方寻求合作、投资企业加工或建设基地，把资源变成我们的生产力，变成有价值的商品。”
现在，为了适应北方，他需要有个好酒量。
“在南方，上午谈合作，下午就飞走了。北方谈完还要喝酒，你喝酒，一顿饭下来都没话说，好不容易谈成，隔天又要重新做工作。我们不能改变他们，但能改变自己，尽量迎合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