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届三中全会，30年来，土地问题重回中国经济发展核心，它已远远超越农业范畴，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围绕着土地问题，各类新农业公司的商业模式花样繁多，各种流派会给出大相径庭的解释。
那些坐拥最大规模土地的新农业公司一定是未来最有竞争力的“基地王”吗？未必。
报道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张宁 陈建芬 潘虹秀 编辑 | 王琦 杜亮
主文
什么是悬在所有新农业商业模式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新农业征途上的三块“巨石”
文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土地流转新政下，新农业热浪滚滚。奔波两月、跨越六省，访谈企业家、投资者、官员、专家学者、农民87人，《中国企业家》杂志探寻谁能成为新农业“基地王”。
所谓“基地王”，不是以土地规模论英雄，而是看，谁能够在集中土地的基础上完成农业生产效率的革命—这样的公司或许将是新农业长征路上跑得更远的选手。
事实上，揭盅时刻远未到来，现在的新农业战局甚至还达不到春秋水平。惟一清晰的是，这场农业产业革命前夕，各路诸侯“成王”之路上有三块巨石需要跨越，它们是：基地的控制力（对规模与管理的控制），生产效率的提升，对农民的管理。这些问题都围绕土地而生，恰恰是悬在所有新农业商业模式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若不得破解，总有一天，各种纠纷会如同大浪冲洗沙滩，冲销所有小心翼翼培育的果实。
规模并非王道
“得基地者得天下”？这种思维随着新农业的发展而渐渐隐去。一方面，土地的获得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土地越多，与土地并存的风险也在膨胀。
“这是我的地。”马承榕自豪地指着一片大棚说，四野低矮的绿，大棚像一座城堡。
拥有“我的地”并不容易。
马承榕是福建利农集团董事长，他在全国有12个基地，种植蔬菜，多数土地从农户手中直接流转。“你去看了就知道，地谈一块要费多少精力，一千多亩地可能属于几千户人家，我要每家签合同，按手印，然后去做公证，这个地才能变成我的。”马承榕说，他在南方拿地的速度远远跟不上销售增长。
“过去农民种地谁愿意靠马路？马路边有树，灰尘又多，庄稼长不好。”河南郑州一位匿名农企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现在不一样了，都愿意要靠近马路的地，他觉得这以后可以搞房地产，和别的地怎么能一个价？”以流转为名，行转性之实的土地违法屡见不鲜，转性的巨额土地级差收益没有一分钱落入农民口袋，他们必须将博弈放在前端，这变相抬高了真正想进入农业者的土地成本。
十七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土地确权概念，“这意味着农民的地和城市的房子一样了。”上海金廊现代农业公司总经理张炎夏习惯激烈武断的结论，“过去只有城市有‘钉子户’，现在意味着农村也要有‘钉子户’了，而农村‘钉子户’的概率5000亩地至少有一个，以后大规模土地流转已经不可能了。”
拿地难，拿到地后踏踏实实种植更难。
企业自然希望土地流转年限越长越好，否则建设施不合算，最好能达到15年－20年，对多数农民和地方政府来说，却希望年限越短越好，因为土地升值的趋势日趋明显。在河南、山东、河北等农业大省，许多农户都没有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因为土地调整太快。原则上，农地承包权30年不变，但许多地方三年一调，有的村庄甚至要推倒重来。承包权的稳定程度，与村委会换届频率直接相关，外来资本最大的错误莫过“拿村长不当干部”。
大棚建好了，土地平整了，机井也打好了，村里要提高租金，否则就要把土地收回，这是屡有发生的故事。“再完善的合同，只要发生集体矛盾，企业肯定要让步，镇里会劝你，吃点亏就吃点亏吧，农民是弱势群体。”上文中匿名的企业负责人诉苦，“但有意见的往往不是普通农民，而是村干部，他也是村里的大户，一挑头，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跟着起哄，所以我们到一个地方，先要和村长书记把关系搞好，物质上、感情上都要投入一点。”
马承榕在北方也有4个基地，张家口固原基地面积达3500亩，并非从农民手中租赁，而是当地政府的荒地整理项目。不过，北方大片土地的产权是个悬疑。退林还耕、退牧还耕的土地由县农开办管理，但按政策县政府不应该有地，肯定要归属于某个乡镇，可如今不好划分，真到了非分不可的时候，往往两个乡拿条绳子一穿，这边归你，那边归我。
出于种植考虑，农企喜欢里面的地，但不流转靠近马路的地，产品就运不出来，上文中匿名的企业家就遭遇过麻烦，扼住“咽喉要道”的农户常常在他收获季节把两辆马车赶到路口。“我想把他的地也租过来，他就漫天要价，能把我要黄了。”
“也不能怪农民，他们最纯朴，被骗也最多，防范心理特别强。”在云南文山包了8万亩地种植三七的张然说，“农民离开土地就没有什么话语权，他们干吗不谋求流转的利益最大化？”
对个体农户而言，土地具有收入和社保的双重功能，南方注重前者，北方注重后者。因此南方地租高，利农惠东农场租金为460元/亩，北方的固原农场不过110元／亩。但在北方，就算基地里打口机井，也要与土地原来的主人谈半天。
“凭什么打在我地里面，地早晚要还我，有口井我的种植面积不就小了？”利农北方农场曾面对这样的诘问。
新农业公司不是电影中的怪兽哥斯拉，胃口越大力量越强。对农企来说，风险伴随基地规模扩大而累加。究竟要不要做大规模？如何摆平企业与土地的关系？企业要不要承担与土地伴生的所有利益与风险？每个新农业企业做出的选择不尽相同。有的选择艰难的吃下一块又一块的土地，有的则彻底放弃了与土地生死与共的观念，找到了新农业的轻资产之路。
土地效率当先
新农业公司耗费更多心思琢磨的，是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效率而不是规模。
“靠扩大种植面积来扩大产量，进而放大销售额，这个阵法过时了。”一位匿名的新农业公司负责人借用电影《赤壁》的台词，“这句话让我得罪许多老前辈了，但几年之后，土地更难拿时，他们就不会骂我了。”
提高亩产的新农业做法是这样的：马承榕种蔬菜，要求亩产越高越好，种叶菜，农民一年两茬，他能做到十四茬，植株密度能达到18万株，可谓密不透风。当地农民种蔬菜每年利润不足2000元/亩,马承榕能做到10000元/亩。
张炎夏种水稻则完全是相反的思路。当地亩产平均1000斤，而他的地不超过700斤。水稻并非特色农业，他减少产量不是为控制市场，而是提升附加值。亩产千斤的地，产出的大米2元/斤,可赚2000元。他生产的大米11.8元/斤,可赚8260元。
还有更剑走偏锋的玩法。文山本草有机三七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然，不希望看到大丰收，一旦增产，收购三七的药厂就要压价，“特色农业要保持供小于求，本来农民投入1万元，种两亩，赚1万元；现在投入5000元，种1亩，同样赚1万元。”
新农业公司对土地效率的挖掘,不仅超越小农经济,即使老资格的农业龙头企业也对它们艳羡不已。
马承榕提出判断农业基地运营良好的标准之一是，任何季节都不能有荒地，同一个农场应该看到作物不同生长周期。“要是看到一大片空地，这个企业可能不怎么样。他等于一次性全收获了，然后再育苗，再把这所有地一次性种满。土地规模再壮观，也缺乏合理配置。”
同时，马承榕还钻研怎么回避与基地附近的农户“抢饭吃”。他创业第一年在东北种了1800多亩西兰花，当地信息闭塞，农民不懂西兰花种植。那年天帮忙，产量高，价格好。但第二年就不行了，以当地土壤气候条件，种植西兰花并不困难，周边农民一看赚钱蜂拥而上，马由此撤出东北。
但效率的提升除了有赖于新农业企业家在运营上“挖空心思”，还有赖于外部营商环境的改善。
要让土地听话，需要高投入。“800多万投进去就没影了，农业就是这样，投多少钱表面都看不到。”华原（大连）有机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章祝说，他刚在大连种了600多亩蓝莓。和多数新农业企业家一样，他希望能得到金融体系支持。
张然曾和银行频繁沟通，“难，协调了很长时间，银行需要质押，但农产品怎样定价？”她后来选择和信用社、村镇银行谈，几大主流银行再没找过。尽管农业银行是政策性银行，顾虑也很多。
对农业科技项目的扶持资金，由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三级配套。中央财政偏重于西北、东北等不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农业很少补贴。发达地区财政虽然宽裕，不过农业税取消后，农企对地方的贡献有限，更倾向于补贴能带来实惠的工业。而在欠发达地区，扶持新农业是耀眼政绩，只是囊中羞涩，少截留中央财政拨款已算扶持了。
“也就是10%的地区能对扶持政策执行下去。”上文中匿名的河南农企负责人说。
农民往哪儿放？
新农业起锚后，如何安排一直与土地紧密联系的农民？迄今为止，谁也不敢说找到了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方法。
但无论如何，“在中国投资做农业，首先要学会怎么样管理中国的农民。”（马承榕语）
将农民变为工人，领工资，正常上下班，多数人不敢尝试。
“农民和农民工不同，为家庭劳动和为你的积极性完全不一样。”张炎夏说，“人民公社都做不成的事，农业公司更做不成。”
王林也有类似联想，“人民公社不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因为农民很难考核、控制、奖罚。”
传统农业季节性强，农忙时地里全是人，农闲时只有大地一片白茫茫。农企要保证生产连续性，一种方案是临时雇工，另一种方案是变农民为工人。
临时雇工要根据生产节奏，例如拔草时多雇些人，施肥时少雇些人，但这就决定雇工多来自本地，而如今在农村，农业缺乏“劳动力蓄水池”，何况还要回避与农民自己农时的冲突。
更困难的在如何改变延续千年的耕作习惯。
“新农业公司种植标准很高，如果采用订单农业，一开始农民一算收入能翻几倍，热情百倍，但真到了种的时候，标准越高风险越大，完全执行你的标准他可能颗粒无收。”张然说。
王林将培训农民称为“苦中苦”，想起来就头大，“第一次培训效果很好，能接受培训内容的30%-40%，第二次就差一点，第三次，农民就排斥，说都会了。这时候要说都会了，我的菜就容易出问题。”
农村是个人情社会，民风民俗是马承榕选择基地的一个标准。他的广东惠州农场，与当地相处还算融洽，偶尔有人偷几根菜，自家亲戚都会偷偷跑来告诉农场。但在另外一个基地，半夜曾有村民开着卡车进去偷菜。
与周边农民要保持微妙的距离，广东另一家蔬菜企业负责人的经验是，尽量不在基地附近招工，更不让当地农民参与基地管理，“请神容易送神难，我吃过亏，请当地人进来，渐渐把我甩开自己做，给我买的农资都特别贵。”
“什么叫新农村、新农业，我现在迷迷糊糊。”王林感叹，他“务农”16年，如今也找不到方向，“农业效率越高，农民越可能进入半失业状态，如果农业效率提高的速度超过了城市吸纳农民的速度，将是一场灾难。”
“政策大调整下，新农业也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再走就要与传统农业发生很大冲突。”开信创投是利农投资者之一，其总经理曾之杰对所青睐的行业不无担心。
曾之杰担心，“利农手中有2万亩基地，短期内目标是达到3万亩，在最需要的市场，地还不够用，比如广东。如果像美国那样，一年实现几千亿美金销售收入，我就不止需要3万亩，而是30万亩，甚至300万亩地，到哪里去拿这些地？做到这一步带来的社会问题怎么办？我们一个人可以管理几亩地，过去是几个人管理一亩地，那些流转掉土地的农民怎样安排？都是很深层次的问题。”
中国遇到的问题与200年前的英国有几分相似，当时英国耕地切得很细碎，每个农民都有小块耕地，耕作效率差，农业收入低，成为释放社会生产力的梗塞，后来通过圈地运动和对外移民，才重塑经济秩序。
然而，那是个血腥痛苦的过程。中国农村、或者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势必需要稳定优先。
接下来，读者将看到三个新“农民”的故事，他们的梦想从南至北次第展开。由于地域不同，他们的经历正是中国农业多元化变革的一面镜子。
马承榕是从头到尾一把抓的重型“基地王”，在土地关系、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方式都能自信写出答案。
张炎夏是截然相反的轻资产“基地王”，自称能一分钱不花玩转一万亩耕地。
吴章祝则形成了轻重混搭的模式，充满了中国人的传统智慧，随遇而安随机而变。
与北大荒、超大、龙大等老牌农企相比，他们尚羽翼未丰，但对土地效率的理解远在前辈之上。不自觉中，他们都是政策的产物：在2004－2006年之间成立，那恰是国家为完善土地二轮延期承包，频繁出台政策的土地确权动荡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