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有些玻璃天花板仍然牢不可破。
至少从表面上看,当当网总裁俞渝已经是位比较中性的女商人了。她习惯穿着中性色彩的职业装,但她仍然可以想见,她的男性商业伙伴们经常在玻璃的另一头打高尔夫、蒸桑拿,可能顺便就谈成了交易。对她来说,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交障碍。“商界高层是以男性为主的,要加你一女的,人家玩得也不爽。但是你不混吧,脸不熟又怎么办事呢?”
创业十年来,俞渝逐渐接受了这个现实。她经营的电子商务领域并不需要她跟客户吃饭来完成销售。她干脆把这类事情交给丈夫、联合总裁李国庆去办。另一方面,她也有自己的社交圈子,不定期地在798、Party上和她的女朋友们碰头。
这份闺蜜名单无疑相当有份量——张欣、洪晃、刘索拉、查建英、宁瀛。这个由房地产开发商、出版人、作家和艺术家组成的小圈子,被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戏称为“姑奶奶俱乐部”。她们经常一起“瞎混”:张欣SOHO现代城开盘,刘索拉演出。前几年,宁瀛还把一些聚会的影子拍成电影《无穷动》,从中能看到很多女性主义话题。
这样的组合,要说“风云际会”可能有些夸张,但是张欣显然非常为她的女朋友们骄傲。“我们都是地道的北京人,都是少年时期去国外,都是在中西文化的冲击下充满矛盾地成长起来,都爱这个国家。”
当年,《华盛顿邮报》继承人凯瑟琳·格林厄姆把尼克松拉下了马,尼克松曾经不无刻薄地称她所在的乔治敦女士俱乐部为“一群爱搞影子阴谋的女人”。在中国,商界闺蜜俱乐部的影响力尚未如此显著,但是她们的阅历、兴趣还是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她们之间的交谈不会局限于世俗问题,而会具有某种公共性。
2003年“非典”期间,一份450字的“中国精神宣言”就是在俞渝的生日派对上,由田溯宁提议,张欣带头起草和修改,在洪晃位于大山子的家里出炉的。就着烛光、香槟和饺子,他们争论得不可开交。一位在场者后来记录说:“最后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好像成为这次讨论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
去年夏天,张欣潘石屹夫妇在长城脚下的公社举办庆祝奥运开幕晚会,默多克、邓文迪、张曼玉和她的建筑师男友都来了。到了后半夜,最后和张欣一起坐在沙发上聊天的还是这么几位:李亦非和刘索拉。这三个女人都留着短发,打扮精致,在夜色中熠熠发光。
张欣是沙龙女主人,也是连接文化圈子和商业圈子的核心。洪晃在张欣嫁给老潘之后两个月就认识她了。“国内如果说有一个女企业家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就是张欣,她很多方面是一个知识分子类型的企业家。”洪晃曾经以撺掇张欣买了一件亚历山大·麦奎恩的大衣,至今仍然被视为她给张欣的最好的建议。不过俞渝记得,“张欣是个特别能吃苦的人。有时候我们吃完饭,她去洗手间换牛仔裤就下工地了。”她还用“波澜不惊”和“专注”来形容张欣。
按照李亦非的说法,如果真有个《欲望都市》商业版的话,她自己就是闲话专栏作家凯莉,张兰是热情开放的公关经理萨曼莎,张欣则更像工作狂单身律师米兰达。和肥皂剧不一样的是,在现实的聚会场合,这些女性从不进行“抱怨式的聊天”,最不会被谈论的就是男人和爱情。张欣说:“这不是三十岁之后的女人的话题。”
她们也很少讨论商业话题。洪晃只有在买房子的时候才会向张欣请教。“万一她谈商业或者投资,我这些方面资历和知识太浅,注意力开关就关掉了,她在说外语呢……和张欣、俞渝在一起,我特别能感受到我和她们是不一样的动物,她们才是上好的女商人。”
洪晃说自己没什么“商商”,但她有的是创意和鬼点子。俞渝创业初期,她给她支过招。“当时我觉得哪儿都是我的市场,可晃说不。她说,你在草原上打兔子,哪怕兔子再多,你也要找几棵树做参照物,然后再射击,调研是必不可少的。”而潘石屹建议俞渝要学会像耍猴一样敲锣打鼓,洪晃说,“我给你翻译一下,老潘就是要你做Marketing。”
尽管在事业上互相扶持、心境上彼此印证,但是,当这些精力旺盛、拥有影响力又自视甚高的女人凑在一起,争吵是不可避免的。洪晃在博客里提到,有一次Lady Lunch,她向刘索拉建议是否能做一些商业化的音乐,结果被刘大骂回去。
从我们的采访来看,有一个女性主义话题想必会(或者已经)引起洪晃和俞渝的争论。我们的问题是:“中国女性的最终归宿在哪里?”洪晃说:“回归家庭也挺好的,家里没人带孩子对世界的未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俞渝则说:“胡说八道,什么回归家庭?一个女人经济上不独立,她还能有精神上的独立吗?我觉得我妈妈那一代,顾秀莲、郭凤莲、陈至立她们要比这一代女性独立得多,这方面我们是一个退步。”
不管怎么争论,商业女性的社交圈子和男性相比,还是体贴和互相理解的,充满了感情色彩。袁岳的零点公司做过相关调查,“女性更加倾向于亲近的情感组织,对于孩子俱乐部、创业家妈妈这种组织的兴趣会比商业俱乐部兴趣更大。男性更加功利地进行社会交往,比如高尔夫、会所等,情感特征不明显,个人感受不强。”
孙玮参加过《财富》“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论坛——她的圈子更国际化,密友之一是法国女财长克里斯蒂娜·拉嘉德,后者曾在美国贝克·麦肯思律师事务所担任高管。“这是种激励。”孙玮说,“我们都是志同道合的人,都想出人头地,都想在男人的世界里做出一番事业,都不为自己是女性受到束缚,而且敢去追逐梦想,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相互鼓励。”
闺蜜至此,甚至有点“抗抑郁俱乐部”的意思了。美国社会学家德博·拉贝勒说,“拥有最好的女朋友的女人在竞争环境中较少感到孤立,较少产生焦虑和抑郁,有更强的自尊感和权能感。”
但张欣们的“姑奶奶俱乐部”显然已经烟消云散了。当提及吴尔芙姐妹当年在伦敦活跃的布鲁斯伯里知识分子俱乐部,张欣“啧”了一声,“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文明的组成部分,有一些人是很思想性的。但是如果仅仅是为了凑在一起,附庸风雅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这些了不起的大脑能够有社会的眼光、人类进步的眼光,一切都会变得有意义。”
所有商界闺蜜都在不知不觉地成为“过来人”。这份成员名单就像被放进草药汁的特制纸张,随着时光流逝,它会显现更多陌生而重要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