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华尔街是由女性主导的,这轮经济危机是否就不会发生?
在采访中,我们一次又一次提出这个异想天开的问题:但不论女企业主、女投资家,还是女媒体人、女社会学家,她们都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
倒是投行人士王冉在博客上开玩笑说,危机当前,“上至总统选举、华尔街风暴的前因后果,下至金屋藏娇时的慷慨程度,都能用性别差异来解释”。这中间的差异就像那本畅销书写的,“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还记得1920年著名的“裙边理论”(女人裙子越短,经济越繁荣;裙子越长,经济越萧条)吗?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女性在危机时刻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微妙和戏剧性的变化。最起码,在《中国企业家》推出的这份商界木兰榜单中,女性不再是被动的消费者形象——相反,她们都是卓越的领导者、勇敢的担当者。
让我们来看一看她们在过去一年的命运:张兰执掌的俏江南在2008年底获得3亿元人民币投资,企业估值超过30亿元,但是出于对未来的谨慎考虑,她坚决拒绝了对赌协议。俞渝不止一次拒绝了外资对当当网的收购,但她也不得不面对因扩张带来的管理压力。李亦非在危机来临前两个月跳槽,从MTV转入对冲基金高雷GLG。今日资本总裁徐新有14年的投资经验,亲历过百富勤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破产,她在2009年初召集高层会议,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可以再等等,肯定还会有便宜货。”一向有业界“铁娘子”之称的董明珠表现得更加强悍——格力电器2008年实现了50%的利润增幅,她的发言多少有点像是胜利者的风凉话。在回复《中国企业家》的邮件时她说:“就算金融危机不来,该死的企业还是要死的,这跟性别没有关系。”
恰逢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如果对中国商界女性的地位和命运做一番梳理的话,她们的努力甚至有着超越商业本身的意义。李银河说,“说到男女平等,中国在经济领域做得比政治领域要好。这些女企业家、女领导人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新女性,这是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主要就体现在她们身上。”
1949年,波伏娃曾经断言,经济力量使妇女抛弃她们“第二性”地位的那一天可能会到来。
经济复苏需要女性精神
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对于经济危机,女性比男性更沉着,也更有策略。
有趣的是,在今年“两会”上,超过100名全国政协委员共同提出一个提案:“倡导女性精神应对经济危机、加大发挥女性社会优势”。这不仅是恭维,更是一种心声。
董明珠正忙于在泰国、日本等地出差,加大格力的技术研发力度和国际业务。她强调,无论是何性别,只要你带领团队能正确面对“危”,就一定能有办法将其转为“机”,从而在别人的惶惶不可终日中找到突破点,取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但性别差异毕竟抹煞不了,被业界形容为“桃花过处,寸草不生”的董明珠,在危机前反而夸奖起女性的优点来:“都说男性刚强,女性柔弱,刚易折,柔克刚。也确有研究表示,女性更趋向看到事物好的一面,容易保持乐观的心态对待问题,抗压能力也比男性更强,面对困境时女性所表现出的柔韧特质,更具有吃苦精神和耐心。”
李亦非感受到的是庆幸:女性天生就不爱冒风险,所以有更强的安全感。金融危机大浪淘沙,那些冒险大的男人就都“裸泳”了,比如麦道夫。“即使顶尖人物有女性冲在最前面,她在男人里也是25%,也就是说把前面75%男的都洗刷完了还没轮到这女的呢。”
零点调查的袁岳从男性的角度认为,女性不像男性那样具有侵略性。“华尔街那些男性拿了那么多的补助金和奖金,相反女性的廉耻感比较强。她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比较柔性,用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妥协,在发生利益纷争的时候,不会只顾全自己。男人遇到大的机会永远想着如何获得下一个,女人则会想着如何把这个机会的空间做得更精细。”
即使受危机直接的那些木兰们,她们仍保持良好的心态,对未来满怀信心。
因国内外需求均出现萎缩,玖龙纸业受到售价大幅下调及原材料价格波动等拖累,利润急速下降(2008财年中期业绩净利润为3.23亿港元,同比下跌69.4%),张茵个人财富缩水逾90%,但她说玖龙的基本面很好,对成本的控制也积极有效。
房地产行业2008年属于重灾区,龙湖地产上市搁浅,并传言大幅裁员。但在2009年福布斯亚洲富豪榜中,吴亚军以52.7亿元成为重庆首富。另据披露,龙湖地产2008年完成115亿元销售额,2009年第一季度继续保持增长势头:截至3月底销售额为35.3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各月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孙玮因为牵线中投56亿美元投资摩根士丹利而备受瞩目,却也深陷股价大跌的水深火热之中。她对《中国企业家》坦言,“上帝是公平的,一件事情都不是一个绝对的好事或者坏事。中投入股大摩刚开始一片掌声,但是我们股票一跌,市场上就有骂声、议论和批评。但我是非常有信心的,这件事情对中国对大摩绝对都是双赢。当时我是这么坚信的,现在也是这么坚信,咱们走着瞧!”
危机不仅暴露了“裸泳者”,更擦亮了之前风格稳健、坚持长跑的企业的含金量。比如徐新。她并不是幸灾乐祸,却不无得意。
“市场热的时候,我们被人说太保守,这个也看不上,那个也看不上。金融危机一来,很多投资项目都出状况了,最大的好处就是说,你看,眼光不错吧!福气了吧!”徐新告诉团队,一个好的企业、一个伟大的投资者至少要走两个“冬天”。
时代不同了,女女不一样
天赋人权,世界在某些方面变得更有利于女性才能秉赋的发挥。
美国曾有报刊宣称:“更多的女人想成为CEO。”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李秀娟教授提供了一个数字,女性企业家在全球企业家的比例已经从80年代的10%发展到2000年的20%,目前中国商界女性也占20%左右,而且大有上升的趋势。
李银河向我们提供了一份全球男女平等排行榜,在128个国家中,中国的性别赋权指数(GEM)列第57位,男女平等指数列第28位。但是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创业者中,女性所占比例仅为20%,其中,只有30%的女性创业者能够成功。
“女性从商,过去也就是打份工,养家糊口,多份收入,现在女性可能更多地把投身商业当作一个梦想和个人追求。”在李秀娟的印象中,50岁的女企业家(比如杨绵绵)动力来自为国奉献,40岁的女企业家(比如周晓光、史晓燕)主要是改善自己证明自己,30岁的女企业家则追求专业和自我完善。
一个有意思的巧合,我们的商界木兰入榜者有10位均是中欧商学院的学员,王佳芬、刘伟分别是EMBA班2002级和2004级的,史晓燕和杨澜是CEO班2004级,董明珠和周晓光是CEO班2006,荣秀丽属于中欧CEMI-6。
“她们虽然有各自的苦乐和困扰,但笑起来像个小女生,内心还是那么细腻柔情。”李秀娟说,成功的女企业家一般开朗、积极、乐观、愿意付出和承担,处理家庭平衡也得心应手。但问题是,女企业家是背着大石头和没有负重的男企业家一起爬山的,过程比较辛苦。
除了生理、生育的局限,商界女性还必须面对更多的观念束缚(甚至偏见)。同样的决策,男人做会被认为英明决断,女人做就是狂妄和咄咄逼人。在我们的采访中,几位女性都对电影《穿Prada的恶魔》的女主角感同身受。“她肯定有特别出色的管理才能。她毫无保留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哪怕有时候显得不择手段,也是无可厚非的。”李亦非说。
李亦非认为,“女强人”是个褒义词,它意味着有独立思考能力、敢做决策和为此负责任。“这有什么不好呢?女性如果都这样了,可能男人就该害怕了。”如果说它也指歇斯底里、情绪不正常、控制欲,“那哪个成功的男企业家没有控制欲呢?”
女强人这个词也许是有点过时,“女人味”的定义也正在发生变化。
“女人味的学术定义就是女性气质。谁规定女性气质里就不能包括领导欲呢?”李银河说,“时代不同了,男女不一样,女女也不一样。套用马斯洛的五种需求理论,从最低的生存需求到最高的高峰体验,我觉得高峰体验就是女人们追求的目标吧,就是一种自我实现。这种高峰体验不是说一定是成功的女企业家才有,家庭妇女她也能高峰体验。”
这也许称不上第几次女性解放运动,但很多商界女性到了一定阶段,开始重新寻找某些被社会认同的女性气质。
“美国社会学家管这个叫反弹。”洪晃说,“女性在成功以后开始觉得自己不可爱,担心自己是个男不男女不女、只有事业没有柔情的大母狗。她会急于美容、打扮自己,变得柔情一些。”
袁岳把商界女性分为两代人:第一代以董明珠、杨绵绵、王佳芬、孙亚芳为代表,她们往往强势、决断、有魄力,不够温婉。第二代以张欣、俞渝、杨澜为代表,她们是突破性的一代,具有领导魅力和女性魅力兼具的个人气质。“随着新经济的发展,女性领导的强势力量感也在减少。在领袖特质中,中性、跨性别的倾向将会增强。”
也许,一个刚柔并济、中性的商业时代正在到来——商界女性越来越果断,而商界男性越来越显温柔?
今年2月底,美国新任国务卿希拉里访华,洪晃和俞渝作为中国妇女界代表见到了她。希拉里说:“无论在哪个领域,都需要更多的女性领导者。”后来洪晃才想起来,应该问希拉里一个问题:“你当初和奥巴马竞选是他的对手,现在是他的手下,你怎么平衡这种角色的微妙变化?”
洪晃的结论是:“女权并不意味着女性掌权,而是世界的多元化需要女性的声音。女权二字在英文里是Right,而不是Power,是权益而不是权力的意思。”
联想到上世纪30年代的电影《新女性》,洪晃又得出了一个似乎沮丧的结论:“我觉得今天中国的新女性是走回家庭。女人奋斗了这么多年学会了怎么得到,同样应该学会怎么去放弃。这对男人来讲是非常必要的一课,对女人来讲也是非常必要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