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有追寻企业之都的传统。9年前,我们就做过一期“谁是中国企业之都”的封面故事。那时,我们的记者几赴上海,去找那些将企业总部从外地迁往上海的企业家,包括从四川迁去的东方希望刘永行、从宁波迁去的杉杉郑永刚、从温州迁去的均瑶集团王均瑶,等等。我们不断地问他们类似的问题:上海于你的魅力在哪?你为什么要来上海?尽管缺乏周密的数量统计,但是显而易见,当时的上海俨然是一批中西部、江浙周边城市的企业的迁移目的地。
后来,我们又借着其时炒得很火的“二板之争”,来看深圳和上海,看它们成为创新型、高科技企业中心各自的优势与局限。
这次,我们又出发了,去看在产业转移、内需启动的大背景下,企业资本与人才的重心,在发生什么迁移(参见本期封面故事《“下沉”的中国》)。与上两次不同,在结论方面,我们必须抛弃媒体常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得出哪哪将取代上海深圳的惊人判断。上海、深圳等东部一线城市仍然牢牢占据中国商业版图的至高点。但是,企业总部功能的分散化、越来越多二三级城市会成为优质本土企业总部所在地的趋势,已成可见之势。人们在美国、欧洲常常见到的“小镇里的500强”现象,也将在中国冒头。
大企业总部,将不再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天津等一线城市的专利。这是有因可循的。
首先,之前一些地方知名企业纷纷迁都上海、深圳等地,是因为支撑上一波中国经济发展的企业大多是外向型企业,东部港口型城市是它们要进一步发展的天然之选。而即将领下一轮发展风骚的诸如消费类、新农业、新能源类企业,它们不是非得临海而居不可,相反,扎根内陆腹地能让它们更好地贴近客户与上下游。更不用说在产业转移的大势所趋下,一部分东部企业还将向中西部整体或部分搬迁。
其次,各地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日益通达的交通与物流体系,对中小城市企业发展形成稳稳支撑。这一点在4万亿砸下去后将体现得更加明显。
第三,劳动力从东部回流、地方上人力资源的丰富与成熟,为企业在当地生长输送着富含生机的血液。
最后想强调的一点是地方政府在商业软环境改善中的积极作用。9年前,我采访“投奔上海”一题时,有企业家说,想去上海可能都不是为了创大业,而是想休息,在地方上做企业身心太疲惫,比如要应付地方上不断加码的增税压力。今天,地方政府对当地产业战略的规划、对企业和企业家的认识,和当年粗糙粗暴情形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城市化是中国未来若干年的大图景。在此背景下,“企业之都”的去中心化固然不可能,但若干“企业陪都”星星点点的涌现却是必然。二战后,美国经济尤其是消费与服务产业的兴起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商业地图。1959年至1976年期间,纽约在《财富》500强全国总部中所占数量净减很多;二战爆发时,美国最大的50个城市中南部只有16个,而1980年已有26个南部和西部城市跻身此列,西部洛杉矶(多家娱乐公司总部)、南部迈阿密和亚特兰大(汉堡王、可口可乐等多家消费和媒体公司总部)等城市都是在这一时期随着娱乐业、消费业的发展而兴起的。